人类历史的每天，总有些东西在消亡，有些东西在诞生。不是诞生的就好，消亡的就不好。人类总会记住那些消亡的。诞生的也往往会提醒消亡的记忆。 武汉黄陂天河乡村的记忆，是我的童真，童趣，童话，童谣。天河国际机场的建立，生养我的那方水土变了样子，不识回乡路，“笑问客从何处来”，体验得真切。原形的故土被水泥淹没，几乎摧毁我的记忆。我幽暗心理的伤感与思绪，终是赋予我记忆的活力。 一个人总会有自己的故土，无论是名人非名人，伟人非伟人。乔伊斯的都柏林，帕幕克的伊斯坦布尔。我有我的天河。不能因为我不伟大就不能有我的天河。也许天河不可与都柏林和伊斯坦布尔类比，天河机场的地位是都柏林和伊斯坦布尔不可忽略视的。 故土让我骄傲，也如首都让我骄傲。天河机场建立在我故土的坚实之上。故土曾经的贫穷，曾经的焦虑，曾经的梦想，包括如今故土的美丽，故土的开放，故土的丰厚，都是故土生命形态。中外旅客在天河机场升降起落，我的心灵也在升降起落。 天河原是个小镇。何以叫天河，我问过不少人，只说老早就有这个名，历史传下来的。我想应当是有个传说吧，像中国无数地句的无数传说。起初叫天河，道理总是有的。源于一种现实性还是浪漫性？不管怎么说，天河，天上的河流，对天上雨水的一种崇拜吧。我不能确切说它是天上银河的象征，其含意是不含糊的：水啊，从天而降的大自然给予的生命元素。 我的出生地离汉口不远，晚上能看到汉口半边天的灯火。小时候，我的眼光与愿望，越过无数星星的夜空，幻想着城市高楼大厦电灯电话在东胡家田落户。 我有两位住在汉口。每年寒暑假，我总是要去叔们那里玩的。他们的房子拥挤，潮湿，我不在乎，在乎的叔们家之外的多彩。我随父亲去汉口，多是步行，半天时间。那时天河到汉口不通汽车。偶尔有货车，不带人。要带便是熟人，挤在车厢里吹风，吃灰。土路，泥巴路，算是有个走车的路形。要是搭火车去汉口，得走十五里到横店，没有多少人去搭火车，除了是没见过火车的。 我上初一去汉口的一个故事值得一提。那是一个意味，一个灿烂，一个乡下孩子的骄傲。那是在大叔家。楼上租住了一家人。那家人上下楼要打从叔叔家的客厅过。女主人高个子，见了我说，这就是他叔常说的大侄么？ 她有个女儿，小我两岁，也读初一，成绩差得没法提。婶娘赞扬我如何用功，如何在小学连连跳级，如何保送初中，又如何会写作文，说得人家打啧啧。高个女人把她女儿从楼上叫下来说，梅梅，你叫金禾哥，他叔常常提到的金禾哥。 说得我脸发烧。梅梅她妈又说，你看你看，金禾哥还脸红，像姑娘伢。叔婶在一边旁说，乡里伢，不大方。这话叫我生气，就索性什么都不说，装哑巴。梅梅她妈说，莫说是乡里伢，我们都还不是从乡里来的？乡里伢吃过苦的，醒事些，纯善些。我梅梅一碗饭长大的，没吃过苦的就差远了。我说金禾哥，你就多住些时，反正是放暑假了，帮帮我梅梅，拨点子窍给她。叔婶马上说可得可得，像是得了人家不少好处似的。 我成了梅梅的老师。每天在楼上跟梅梅一起学习。楼上安静。她爸妈白天上班，晚上很晚才回。叔婶不上楼来打搅，除非是到了吃饭的时候叫我，也叫梅梅下楼跟我们一块吃。 梅梅听我的。总是点头，好像只会点头。再就是拿眼睛望我，好像听话不是用耳朵，而是用眼睛。我有时叫她望得我不好意思。 有天她竟然说，我有很多男朋友，他们都赶不上你。她说到男朋友的意思，不是我们现在男朋友的意思，至少是有那么个意思。她还当着我的面，将那些男朋友的照片撕成碎片，丢在她家床头花布帘子后面的马桶里，拉绳一拉，一阵哗哗声响，碎片在马桶里打旋，不见了。 梅梅邀我到中原电影院看电影。她说是她妈妈说的。那天我穿着母亲做的布底鞋，还没走到中山大道，一只鞋的脚拇指处脱了线，我不想叫梅梅看见，假装蹲下身弄裤脚，将脱线处的鞋帮塞到里头，让脚拇指压住，再站起来拖着脚走路。梅梅说你怎么啦？我只说我的脚崴了一下，我还做了一个难受的姿势。梅梅说我看看。她要俯身，我拦住她说不要紧，把她的注意力引开。 第二天梅梅她妈下得楼来，手里拿着一双新皮鞋，也当着我叔婶的面说，这是我跟梅梅一起去工艺大楼买的，也不晓得合不合金禾哥的脚码。梅梅说合，我就照她说的码子买了，金禾哥穿得试试，不合还可以去换的。我还没决定要不要，婶子替我接了，全然成了我的经纪人。 梅梅知道我的布鞋脱了线，不说出来。我的乡下孩子的虚荣心叫梅梅击得粉碎。 我十六岁以前的屈辱，挣扎，疼痛，与忧伤，全与我的天河乡村联在一起。 我们湾子后面的草坪斜坡上，有一棵千年榔树，湾里人叫婆树。树阴覆盖几亩地，是婆树的胸怀。裸在地面的树根交错蜿蜒，被树阴下乘凉的屁股们坐得光光亮亮，没有损伤。婆树像一面旗帜，张扬着乡土。外出的人，旗帜离开视线，总是一个依恋意象。草坪地势比整个湾子略高，几十亩面积，全湾人的休息平台。绊根草根根叶叶如织，相绊相依。夏夜里，湾里人扛着竹床，或掖着卷起的草织，或篾织的凉席，或是布单，到草坪上选择自己的乘凉位置。我们这帮小孩，要么去捉亮娃虫，要么听大人讲神仙和鬼怪，吓得堵起耳朵。星星在天上眨眼，看着人间。渐渐上来的凉意驱散暑热，乡亲们做农活困乏了一天的身子骨摊在草坪之上，呼鲁声开始此起彼复。远近水田里青蛙的呱呱声与人类生命和鸣。 哪颗星是我呢？我想。母亲说每个人都有对应的天上一颗星，无论是亮的还是暗的，远的或是近的。一颗流星在天上划过，就是地上一个人不幸死去。这让我对每一颗流星伤感倍至。 我不要看到死人，不要伤感。我还只五岁我就知道我的伤感。唯一的妹妹出世到去世，只活了一岁。一颗小流星从天际划过了。母亲快要生她还在田里做活。发作了的阵痛，还坚持把活路做完。父亲到童家湖贩鱼卖去了。晚上母亲知道自己真的要生了，就坐在矮脚腰子木盆的沿子上，半蹲式，哼哼几声，妹妹出世了，落到腰子木盆里。盆里有浅浅的清水，妹妹软着落。我出世也是落在那个木盆里。腰子木盆成了我在这个世界的着陆点与出发点。木盆是外公的手艺，母亲的嫁妆，迎接他们后代的生命第一站。 我记得我躺在父母的大床上，隔着不白不亮的粗布蚊帐。床上垫着被数年汗水渍得黄亮黄亮的篾凉席。凉席叫我睡热了，我翻身朝凉处滚动，听到母亲的哼哼声。睁开眼睛，母亲不在蚊帐里。有响动在继续。我扒开蚊帐，青油灯的光亮里，母亲下身都是血，我吓坏了，哭喊着妈。妈说你有妹妹了，是喜事。 妹妹在木盆里哇哇几声，不知是不是高兴。有一条黏黏的灰布带子似的东西，还连着妹妹和母亲。母亲顺手拿起一把做针线活用的剪刀，卡嚓一声，将带子剪断，清理了自己的下身，把妹妹身上擦拭了一下，用包布包好，放到床头备好的摇窝里。 我起来，到摇窝边看。母亲穿好衣服到灶屋里去，点着了稻草裹着的柴草把子，塞到灶堂里。明火映红了母亲兴奋的脸。锅里有吱吱的水的响声。母亲打了几个红糖伴的荷包蛋吃了，留一个给我。我不要，说妈妈吃了补血。母亲满意我这话，对人说了几十年。我小时候的一切调皮捣蛋，都因了这句话被原谅。 母亲的伟大不只是生了我们，还是她生我们的手法，没有兴师动众，没有大轰大嗡。简单极了。明了极了。透彻极了。 我喜欢闻妹妹身上的奶腥味，屎尿骚味。喜欢看她笑起来的酒窝，哇哇的发音。一岁的一个夏天就死了。夏天来，夏天去。她还不知道什么叫人间，什么叫亲人，也肯定不知道什么叫悲痛吧。父亲用薄木板做了一副小挖壳（即小棺材），扛到赵家坟地埋了。那个矮脚腰子木盆至今被我女儿收藏着。一种生命形态。妹妹要是还在人世，她会生活得怎么样呢？没有意义的想法便是我的意义。最初的人生死亡教育。 经常听到父母讲我爷爷奶奶之死。爷爷是个什么样的爷爷呢？只记得他死后摊在堂屋稻草垫的棉被上，身子蒙着灰色被单。脚头没蒙住，一双蜡黄的没有血色的大脚板的脚趾朝天竖着。 爷爷是天河茶馆里的一个人物，相当于阿庆嫂那样的角色。据说李先念起先闹革命是七条半枪，爷爷是其中的半条。他在道士店（比天河小的小镇，如今是飞机场的跑道）做了地下交通员。毛病是爱喝酒。我家大门上有他请人写的对联：一二三四五壶酒，六七八九十斤肉。横联是：吃得喝得。也许这正是爷爷的心计，我想。给人一种酒麻木的形象，一种掩护。 爷爷醉后跟奶奶吵嘴，一脚将奶奶踢死。奶奶娘家没有人站出来说话。爷爷当然说是失脚。不了了之。我恨爷爷。为没见过面的奶奶忧伤。爷爷不得好死，也是醉酒。大雪天从天河回家，倒在田沟里，雪把他埋了，雪化了才被发现。解放后的许多年，汉口的两位叔叔要跑政府，争取爷爷为烈士，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算了吧，就为争得好处？也就作罢。 有一个人才真算得上是烈士。一个什么反动组织的人，在童家湖的鱼贩子堆里捉到的一个人，被五花大绑，拖着他从我们湾子中间过。他被打得头破血流，一走一个血印。他对着观看的男人们高喊：我跟你们一样是有家小的男人，我跟你们不一样是我参加了革命。革命是扑不灭的火焰，二十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 童年记忆中的英雄好汉，常常来到我的梦里。多少年前的那个中午时的山岗上的枪响，与“二十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的高喊，震撼了我的岁月。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哪里人。埋葬他的，是附近湾子里的人。这条汉子就这样灭了。他的家人不知道他的消息。他有怎样的人生故事，没人知道，只有我在这篇文章中的记忆。现在写想来我就要掉泪。 我成人之后喜欢的一个词，叫“人杰地灵”。唐人王勃的《滕王阁序》里，就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句子。黄陂无疑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我的乡党作家裴高才为黄陂的人杰作过多部有影响的传记。《黎元洪传》。《田长霖传》。《冯铸传》。《彭邦桢传》。《理学双程传》。《余家菊传》。《辛亥群英传》。感谢高才满足乡人崇敬先贤的愿望。我我曾想过，为什么他们之中没有一位是天河人。我的天问。 黄陂史志办主任张品正先生送了我《黄陂县志》。我特别关注有关天河的文字。在人物传栏目里，发现有天河大蓝湾的蓝天蔚，曾是孙中山先生任命的关外大都督。还有天河杜家田的范熙壬，曾任国会非常会议主席。有范熙申，曾留日归来打败日军的威海舰队海军少将司令。有范熙壬族弟范熙绩，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有天河大赵湾的赵怡人，大革命劲鼓风云的革命烈士。算辈份，赵怡人是我正宗的叔祖。东胡家田的赵姓就是从大赵湾搬迁出来的。 1947年建天河珍珠小学的时候，挖出一座埋得很深的坟墓。墓主是女的，穿的丝绸，戴着首饰。棺木厚重完好。撬开之后，丝绸如新，人像睡去一般。不一会子人皮肤发紫，变色了。丝绸缎也失去光泽，一牵成灰。尸首在露天里露了几天，轰动四乡八里，看稀奇的人不断，连横店新店滠口那边的人也来了。 传说那是一块养生地。里面睡的人变成了精怪。有人看见精怪早晚对着太阳磕头。一但修炼成功，不是专门吃人，就是专门助人。敞了她的坟，说是灭了精怪。有人反驳，敞了她的坟，说不定是灭了一个好神仙呢。 人说，那墓主是范熙壬的太太。我回天河曾经跟堂哥聊天，说到天河是块风水宝地，便提及到养生地的精怪。堂哥坚持说是范熙壬的太太。范熙壬在东京留过学，编过杂志，还任过湖北军政府总务秘书，当过国会行政委员。最高职务就上文提到的国会非常会议主席。孙中山先生去世，他和他的族弟（范熙绩）是抬棺的护卫。在后范熙壬在北平定居任教，著有《文心雕龙释义》，《西藏语法》，《英国文学史》，《德国行政法》，《公要法》，及手稿《山海经博物表》，《汉盐铁均输官考》，《弘道录》等（见裴高才著《范熙壬传》）。 珍珠小学占地大约两百亩。看平面图框架和框架中间的一条竖线，像两扇坐北朝南的大门。把校区的院墙说成是门框的话，左边一扇挨着门框间隔着四栋教室。每栋有两间教室相连。一律是木柱走廊抱沿。走廊及教室的天花板精细木条相拼。 墙壁是白灰压缝的清水火砖。右边的四栋教室与左边形成对称美学。进大门，也就是进校园，是朴实的农家院式照壁，上面只有至今鲜活在我心里的红色“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两行大字。屏风北面是旗杆及包着旗杆的高出地面一尺许的平台。平台的一左一右是与教室平行的大操场。平台北面，也就是两边教室相隔十多米的距离吧，是通往学校抵北的敞开式大礼堂。 大礼堂北面的六扇有铁护栏的窗子，像孩子们的大眼睛，明明亮亮。大礼堂左右是老师们的寝室。礼堂的墙壁原色木板上顶。撑着礼堂的四根原木柱子，两个同学都不能合抱。垫木的石头墩子有雕花。印象中是莲花。我的六年级语文老师曾经指着这石墩对我们说：“有一句俗话你晓得不？叫搬起柱子借尚墩——这石墩就叫尚墩，垫起柱子，撑起屋子，是很高尚的意思，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宁可自己把这柱子抱起来，也要把这尚墩借给人家。” 珍珠小学离东胡家田里把路。除了上学，不上学的日子我也爱到学校周围去玩。挨着学校西边的是地基高出学校院墙的宏伟寺庙。我说宏伟，也许是那时小孩子的眼光，但不管怎么说，寺庙的高大，粗得不得了的红色柱子望掉了我那黑色瓜皮小帽。 我随母亲进庙，跨过那粗粗的踏掉漆的踏成凹的方木门坎，有点困难，绊了一跤还在记忆里。菩萨面前的香火总在冒烟。烟火中的香味，包括走过油的贡品味道，常常串到教室里，掠过摊开的书本，很好闻。尤其是那黄陂油炸豆腐，三角形的，叫菩养豆腐，是养菩萨也养人的意思吧。闻着流口水。我一直在外地工作，只有过年回家的时候才能解馋，每每想到寺庙，想到菩萨，想到珍珠小学。 寺庙叫珍珠庙。庙周围我敢肯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参天大树。古树。松柏居多。榔树次之（还记得我说过的婆树吗）。也有剌树，及叫不出名的杂树。树里头的杂草很深，是兔子野鸡爱去的地方，也是我们小孩爱钻的地方。不是为了捉兔子打野鸡，是想跟它们一起玩。庙是佛寺。学校是儒教。当初学校与寺庙在一起的用意想必是儒佛联手益于子孙吧。据说这学校是故乡在汉口的一位有钱人捐资修建的，我一直没有弄清到底是何人。直至前些年，读到刘富道兄送给我的专著《天下第一街：武汉汉正街》，其中有段文字说： “陈永镒认为父亲最出色的一件事情，是1946年出资在老家黄陂天河建了一所学校，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润世学校。我知道这所学校后来更名为珍珠小学，是我的作家挚友赵金禾兄的母校，我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如此我才知道珍珠小学的生世。如今的天河机场航站楼就建在寺庙与学校的地基之上。父亲的坟墓至今还在航站楼对面院墙旁边的杂树丛里（等待着机场扩建的第二期工程搬迁）。每次去天河乘飞机外出，我总要到父亲坟上去磕几个头的。坐在现代化的候机室，享受着现代文明，我就想着脚下的土地。透过历史的迷漫，珍珠小学和珍珠庙便在我脑子里过起了电影。大跃进的风云在1958年席卷了珍珠庙，连同那些无法呻吟的大树。珍珠小学的牺牲虽然是为着现代文明的起飞，那种甜蜜而惆怅的怀念，注定要伴我一生，包括写进我的文字。 我想到汉口解放大道上极有历史特色的中苏好友宫，被一种不可抗拒的权力如同灾害拆除之后，那座不伦不类的建筑叫人忧伤。提起中苏友好宫不是无端的。一生种稻的父亲与此有关。他从栽秧田里被邀请到中苏友好宫见识过一回，尊贵一回。那是父亲的辉煌。父亲是优秀的中苏友好协会会员。一个农民的政治荣誉。我敲着这段文字的时候，父亲的中苏友好会员证就摆在电脑显示器旁边。 会员证长9厘米，宽6厘米。粗糙的纸质发黄。三面两折。折叠处续断续连，纸筋绊着。页面有被岁月啃蚀的不规则的破洞。封面中央飘扬着红旗。旗上半叠着斯大林和毛泽东头像。“中苏友好会员证”字样的下面，有湖北省三个字，带圆括号。编号03451。翻面，填写着姓名赵喜鹏，男，33岁。入会年月没写，发证日期没写，在缴纳会费日期栏里写着：52年7月。缴费数目栏里写着：1000—。第五面是蓝色字的会员证使用规则若干条。这是一段历史见证。 父亲大字不识，不妨碍父亲深明大义。我六岁，父亲让我进私熟学校读书。大赵湾的祠堂学校。父亲觉得在赵氏自家祠堂读书好，带我到祠堂学校跪拜范石安先生。我不进字，有回范先生指着祠堂正厅隔子门后面阴森森的黑暗，说这是教了你百把遍的字，你再不认得我就把你关在里头。趁范先生在黑板上写字，我转身冲出了祠堂，直奔大路，往家里逃。我撞翻了一个人的藕担子。藕担子捉住我。追上来的范先生向藕担子赔不是。我被范先生押回祠堂。我想这下完了，吓得直哭。范先生声音温和得出奇。他说这样吧，你什么时候会认了告诉我。我怕认字，也怕黑屋子。我宁可放牛，死活不愿读书。父母成就了我放牛郎的经历。 我家没有独资拥有一条牛，是跟堂哥家共一条。按那个时候的说法，就是一家两条腿。喂养是半个月轮换一回。我晓得牛的贵重，晓得放牛的重大，至今还梦到我丢了牛，急得大喊大叫地满处找。 农忙牛要做活，我只能是牵着牛在窄窄的田埂上啃草，或是在湾子后面的草坪上散放，可以不牵牛绳子，牛不能离开人的视线，怕牛吃庄稼，也怕牛跑不见了。农闲的时候，我骑在牛背上，悠悠的，沿着牛脚千万次踏过的土路，走二三里，就到了我们的牧场：童家湖和靠近黄花涝西边的傍埠口。 沿湖一圈的乡村都到那里放牛。秋天和春天，黄牛水牛牯牛沙牛大牛小牛，都到那里去享受自由。牛绳子往角上一挽，放牛的人也自由了。那里成了牛的聚会，牯牛和沙牛的恋爱会，发情的交配会。 那是望得到边的却是纵横好几里路的草场。大河从草场流过，绕著名古镇黄花涝半转，去了汉江，去了长江。大河西边是东西湖柏泉，也是大片草场。春天开遍小黄花，故名黄花涝。大河水枯时节，有放牛的胆大者，骑在牛背上，泅水过河，让牛过河吃草。胆大者少，过河的牛少，所以河那边的草比河这边丰盛。牛吃饱了，喝足了，肚子鼓鼓的，悠闲地躺下，悠闲地反嚼。 寒天冷冻在水浅的童家湖捕挂鱼的感觉最剌激。我喜欢跟着湾里的大人们去童家湖受剌激。勒高棉裤腿。腿冻得通红。在湖水里号来号去。挂鱼撞脚，感到人体温暖，会挨着脚裸偎着，一动不动。拿在手里的长长铁杆，有倒勾，沿脚裸轻轻探到水里。轻轻。估计探准鱼身子的某个部位，用力一剌，手感一种沉闷，铁杆勾出水。带有金黄色的挂鱼便在勾上闪动。再一个动作，鱼勒进了身后背着的巴蒌。也有没探准的时候，剌了自己的脚背，痛得叫妈。 最盼的是打雁，大人小孩都盼。春天，成堆成堆的雁落脚到各个湖汊子里。有专门以打雁为业的人，早蛮早就划着小船，慢慢将湖汊子里的雁们朝一个湖面赶，让雁们集中起来。我不明白他们用是的什么魔法，让雁们上当。 湖岸的黄土坡上，隐蔽着的三层排铳。开铳的轰轰隆隆声，如大炮震撼着天河的土地。牛们习惯了，仍是悠闲地吃草。第一层排铳响过，雁们死伤无数。那些还能惊飞的，有幸逃过一劫的，以及带伤逃窜的，接着遭受第二层排铳的袭击。轰轰隆隆。两次轰轰隆隆之后还活着的，难逃第三层排铳轰轰隆隆的命运。 当然，也总有大难不死的，受了伤的也还在飞，飞得沉重，飞得低矮，低得比人高不了多少。那些放牛的人，不是放牛而专为这次行动的人，齐齐出动，，挥起牛鞭，或是棍棒，或是草把，有的是干脆脱下上衣，追打，扑打。还有的雁，根本不费一打，就一头栽到草丛里，谁抡先捡着就是谁的。抡得打架也时有发生。 我不打，也不捡，只是忧伤地看着如此惨状。一只雁有六七斤呢。大人说我傻。我是觉着忧伤。妹妹的生命与雁们的生命有什么两样呢？ 现在我每每坐在去机场高速公路的车上，在黄花涝附近的路段，左右见到的，只是马家湖汪汪水面一角。还能留下那一角相当不错了，大约是机场建设的一种需要吧。人类的利益会战胜一切吗？打败一切吗？雁们呢？没听说再来水面。也许它们有记忆，祖先的伤心史成为一种忧伤基因吧。 放牛的小伙伴里，记忆最深的是有个叫颜小杏的女孩子。我家的牛是牯牛，童小杏家的牛是沙牛（即母牛）。有回我看到我家的牛直立起两条前腿，搭在她家牛背上，胯下伸出的家伙坎进了牛屁股。她说我的牛在欺侮她的牛。我说你家要感谢我家牛的欺侮呢。她说我胡说。我说我不是胡说，我家的牛会让你家的牛生个牛宝宝。她说我很坏，硬是用牛鞭子把两条牛隔开了。 后来她发现我一点也不坏，我们成了好朋友。春季里，童家湖的嫩草长起来了，长得好快，也长得好深。我跟童小杏常常在湖草里打滚比赛，看谁滚的时间长些，滚得远些，而且还要滚成直线，不能打弯。 湖草里的野鸭蛋、野鸡蛋常常让我们给滚破了，蛋黄蛋白沾在衣服上，像奶伢屙的稀巴巴。童小杏她妈说她像个野小子，穿衣服又废，又不爱干净，像有娘养无娘教的。有回她把滚脏了的衣服脱下来，在湖汊子里洗一洗。 脱衣服之前，她对我说，不能看的。我说为什么？她说不能看就是不能看，反正是男伢不能看女伢的。我答应不看，还是忍不住看了，看到她光光溜溜的白身子，一半在草里，一半露出来，像跃出水面的一条鱼，就说，有什么不能看的呀？没什么呀？我忘了我是在看，她急了，说我说了不能看的，我说了不能看的！她就要冲过来打，我跑，她就追，也忘了自己没穿衣服。 成了朋友之后，我告诉她，我原本也是很坏的。我的诨名叫小吊蛋。我喜欢吃鸡蛋，尤其是煮熟了的毛壳蛋。母亲总是一煮一葫芦瓤。母亲给我织了个小网蔸，网蔸里网上一个毛壳蛋。网蔸挂在脖子上，要吃的时候能应急。我走路一蹦一跳的，吊在胸前的网蔸一摆一摆。湾里人见了总是笑，小吊蛋。吊蛋是捣蛋的意思。 我家门口大塘边，有一棵梨树，结的梨子又小又涩，不能长成形。我想吃够不着。树枝差不多都伸到水面上。在树下乘凉的大人说，小吊蛋你要是想吃，把额头在树上撞一下，我就给你摘一个。我真的撞。大人真的摘。我吃了一个又撞，大人又摘。我吃得不吃了，也觉得我的额头疼，才停止。我头痛了好些时，是一位妈妈辈的好心人通报给我妈妈了。妈妈气得哭，拿起灶屋里的砧板和菜刀，在湾前湾后将菜刀剁着砧板痛骂“吃屎的狗日的们，害老子的儿呀，做些绝子绝孙的事呀，会遭报应的呀”。我至今还记得母亲伤心的神情。我想着母亲为她儿子忧伤我也忧伤。要不是撞梨树撞坏头，说不定我成为天才了。 我爱赌铜钱，不是赌人民币。铜钱多，是我们小孩子拥有的一笔财富有标志。我总是十输九不赢。我的铜钱来源，是隔得不远的姑妈家。姑妈床帐上有铜钱织成的网子。两个帐勾也是铜钱串起来的。每回输光了，就要去姑妈家，假装上床睡觉，趁姑妈不注意（好像从来不注意），用事先准备好的剪刀，绞下一串，尽量不让那些爱叮叮当当作响的铜钱发出声音，每每得手。铜钱网上的铜钱被我绞光了，我就想，姑妈怎么没发觉呢？也许是姑妈的眼睛不好使，或者是耳朵有点闭吧。我偷看姑妈在灶堂口烧火做饭，望着我笑笑的（总是那个笑）说，伢，再只剩下两个帐勾了，你都拿去吧，再也不会有了。我感到头部轰隆一声响，不是像撞梨树那样痛，比撞梨树难受一百倍。姑妈从来没把这个事告诉我父母。我的姑妈啊，没有对我一句话的责备，或者道理，就是至今还在我眼前晃动的笑笑，我下狠心不赌了。 我们湾里有个跟我般般大的女孩子，我以为她比我还好吃，我就爱捉弄她。做新屋上梁，我们那里兴在梁上丢包子。包子的纠纠处是染了一点红的喜庆。有回我捡包子捡得多（基本上是放抢），她没有赶上。我跟湾里小伙伴们打赌，我说我在一个包子上阿尿，放在那里，她会捡起来吃的。他们不信。我在新屋旁边的旱田里放了一个包子，完成了我的设计，然后去叫她来，故意把她引到旱田里寻找。我突然说，哦那里有一个。她也看到了，冲上前，捡起来就咬了一口。小伙伴们哈哈大笑，我反而笑不起来了，我太那个了，反而吼他们：笑什么呀笑？他们一时愣住了。我将我捡的包子都给了她，她接受了，还以为我好呢。我顿眼眶热了。我没告诉她真相，小伙伴们也没有。直到长大，她嫁人了，有孩子了，我回乡见过她一回，惭愧得不得了。 一个多么无聊无赖的乡下孩子啊，是谁拯救了他呢？ 有一天童小杏告诉我，他父亲一直是在汉口做事，她和她妈妈要搬到汉口去住，她要去汉口读书。她说，你也该上学读书。我不明白，她简简单单的一句话，为什么就钉在我脑子里，燃起了我想读书的愿望。我重新上了学珍珠小学，那年12岁，小学里的“大学生”，连连跳级，花三年半读完六年制小学，且是保送到黄陂四中。 我八岁以后，算是个半劳力，乡下童工。我身个大呀，身大力不亏，乡下老古话说的。除了放牛，我还可以栽秧割麦，还能车秧水：长长的龙骨车，两人一人掌一个车把手，一推一拉，水抱子抱着水上来，流进缺水的秧田里，好玩。 一般的大人是不愿意跟我一起车的。我毕竟是小孩子系列，大人得带着点，吃亏当然是大人。我上小学的时候是互助组，湾里叫有个叫秋麻子的大人很愿意带着我车。他跟人说全是他在出力，我只是个摆式。他得到好名声，我父母感谢他。我恨死他。我把吃奶的劲都拿出来了，他取巧不使劲，或少使劲，做出使劲的样法。我几次放松使劲，水车就不转了，他还说我，你用劲呀，跟你一起车水要累死我呀。我真想朝他脸上吐痰。大人在孩子面前总是赢家，我不服。多少年之后秋麻子对我母亲说，你儿子有狠气，有出息的。他不说明原因，只说结论。 初中上到二年级。中学地点在鲁台南边几里地的任家田（那里有黄继光生前连队的驻军）。我每个星期六回家一次，为背米。 背米吃一个星期。（家里条件好的同学只需交钱粮票）。米要自己淘好，放在做有记号的酱色饭钵里，再由学校食堂的厨师放在高高大大的饭甄里蒸。十六两制的老秤，一次大约蒸12两，分中餐和晚餐吃。晚餐是留下的一半。早餐也是从家里带的大麦粉子，加点盐，用食堂大铁锅里的滚开水，洗口用的搪瓷缸子冲缸子。吃得嘴里糙糙糙的，也还是津津有味。 我觉得我在学习上每每有长进，或是作文得到老师表扬，下了晚自习，躲在自己的床上多吃点大麦粉子。这是我对自己经常性的奖励。 学校离家差不多三十里路，从家走到横店是十五里的土路，田埂路。再从横店到学校也是十五里路，要走的是一段山坡石子路和砂子公路，我不在乎。乡下孩子打惯了赤脚。母亲给我做的新布鞋穿在脚上，避了母亲的眼睛，我把鞋脱下来塞进书包，打赤脚上学。 我的一位小学老师是诗人，叫鲁合，是他把我带到了文学的家园。鲁老师的诗作上过《诗刊》，上过《人民文学》。上过周扬和郭沫若主编的《红旗歌谣》。进入初中我开始了投稿。退稿总是落在班长手里（请允许我不说出他的名字）。他站在教室讲台上，举起我的退稿，像董存瑞举起炸药包，面对全班同学说，赵金禾要是能够写出文章来，我拿脑袋他垫坐。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我的奋斗目标就是要他的脑袋垫坐。 班长是靠近武汉的滠口人，班上有个滠口帮。他们的家庭条件好，优越感不得了。我的同桌同学是属于滠口帮的。有回他不见了一双回力牌新球鞋，疑心我偷了。疑心的理由，是我穿得不好，穷酸相。班长直接找我谈话，要我坦白从宽。我没偷，我平静地表达出这个事实。 班长的聪明以为，我没感到冤枉，没大吵大闹，更发认定是我。我原名叫赵金和，因不想多说话，便自行裁减了那个口，成了至今的赵金禾。以何种态度面对现实，决定一个人生活在何种世界。鲁老师教的。 我照例星期六下午回家拿米的时候，班长故意找几个帮派人物跟我套近乎，实际上是检查我是不是将赃物转移。班长说，你还真是爱看书呢，是不是又买了新书？借机翻我的箱子，看我的提包。我任他翻看，也是自证清白。 受这种屈辱，我当时为什么没有一点愤怒？我是怕我的愤怒会叫我更加忧伤。结果自然是他们失败。我的胜利不成其为胜利。没人宣布我不是小偷。无法消除我不是小偷。如此屈辱我不能控告任何人，就像我不能控告空气。 仍是因家穷，我不能读高中，进了免费的孝感师范专科学校。一个叫什么芳的滠口帮初中同班女同学，也成了我的师范同班。没出一个月，新同学们就知道赵金禾曾经偷过同学的回力牌球鞋。叫什么芳的同学长得很漂亮啊，她无端传播我是小偷，跟她的漂亮一点也不相称啊。我差点要相信一个外国哲学家关于他人就是地狱的理论。 屈辱在心里存放着，我没有力量让它消失，也没有力量让它不沉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个让人引用了千百遍的名人语录，也适时地引导着我。当我第一次发表了文学作品，我就在心里呼唤：班长啊，你是不是还要拿脑袋我垫坐呢。 读课外书，是我小时候乡村生活的诗意，也是我对乡村生活无诗意的抗争。鲁老师送过我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不懂保尔和冬尼亚的爱情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我懂保尔超凡的坚强，力量，自控与理想。那段著名的当他回想往事的文字，一直营养着我的人生。保尔的心灵超越国界超越时空，与一个中国乡村少年的心灵幽会。 当然，我读书绝不像杜甫。他卧病秦州，寄著名诗人高适和岑参一首长诗，其中几句：“能岂异神仙地，俱兼山水乡，竹斋烧药灶，花屿读书床。”那是在水滨开着花的山坡上，树丛里放着一把交椅，诗人悠闲地坐在那里读书。 我不同啊，我是在课余，在劳动之余，或是在寒暑假。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带在身边，封面揉损了，破了。页边揉毛了，卷了。读完了还读。我的圣经。 我舍不得用母亲靠为别人纺线织布换来的灯油钱，在月光通明的夏夜里，用母亲的梳妆镜将月光反射到书页上。蚊虫咬，我把两只脚放在两只水桶里，又解凉，又防蚊。石磨磨小麦粉子，是磨人性子的活，我愿意做这个活。脸盆里装着一大堆待磨的类似橙色的麦粒。母亲负责添磨。一小撮一小撮地将麦粒放进朝天的磨眼里。上下两扇磨盘与我保持固定距离。推动石磨的磨架像个丁字，丁字的横架两端，用绳子系在屋梁上，与人体平举的双臂成水平线。我两手握住横架推拉着，均匀用力，让连在上扇磨盘的拐木轴转动。上扇磨盘转运一次，母亲添麦一次。面粉在两扇磨盘牙口的哗哗磨擦声中，沿下扇磨盘撒吐在按放好的篾簸箕里。我的脚步一前一后站着，身子一俯一仰地摆动着，或者说是一倾一收，带动手臂一伸一缩，石磨就一转一转。我在磨架底下放一张凳子，上面搁着翻开读的书页。两面读完了，要翻页，才稍作停顿。那时候正是大跃进，大办钢铁。我炼自己的钢铁。 我努力去发现生活的诗意，消解乡村岁月里的忧伤。看到父母为生活吵架的优伤。看到母亲头发过早花白的忧伤。看到姑妈干农活满头大汗的优伤（姑父在汉口驾粪船）。看到冬天冷落的忧伤。看到农田要雨而无雨的忧伤。看到孤雁飞过头顶的忧伤。看到晚上死寂的忧伤。忧伤的破墙。忧伤的院子和院子里的破门。屋里的霉味与潮气伴着角落里的仍是不败的孤独一蓬挂花树的忧伤。夏天浓荫树底下横行的苍蝇，池塘里的蚂蝗，下雨天的泥滑路烂，稻草堆流出的黄尿般的水，水里浮着或堆着黑糊糊的牛粪鸡粪猪粪狗粪不好下脚，都充实着我的忧伤。木屐之丑陋，油靴之僵硬，蓑衣斗笠之不三不四，所有这些，织成我争不破跳不出的忧伤网。 晚上走好几里，赶到别的湾子去看一场难得看到的电影。路过乱葬岗，埋人窟，毛骨悚然。乡村是盛产孤魂野鬼的地方，没有资格进入风景画的明信片，没有可供拍摄电影的自然场景。土砖房子（极少有火砖墙），稻场，稻草堆，牲畜，满处都是牲畜的屎尿。大人，孩子，还有跟我父母一样老，或者更老的人父人母，在草堆旁边晒太阳。日复一日，指望在哪里呢？ 湾里一个青年人为寻出路，每天去湾前的土地庙求菩萨保佑，始终没交到好运，一气之下，拿把菜刀将木雕的土地菩萨劈成两半，然后背起铺盖外出流浪。这大约就是为什么黄陂在外地的人多，“无陂不成镇”之说的动因吧。 我对乡村细节的敏感是我忧伤的根源。我不知道如何解读这些细节，只有无尽的忧伤。想着自己渺小的地位，渺小的心态，出生在一个渺小的地方，也是一种屈辱的忧伤。“我们何以在特定的这一天出生在特定的世界这一角？”许多年之后，我读到遥远国度一位大师级作家这样的句子，可以算作我那时候的设问。现在，忧伤岁月的生命形态，被天河机场水泥地、花坛、建筑覆盖了，现在从我的深层记忆里挖掘出来，还带着草香，带着泥腥。记忆也是能保鲜的。 冬天夜里，母亲总是纺线。我半夜醒来，听得到母亲纺车的嗡嗡声，美妙的乡村夜曲，与如今城市厨房里的冰箱嗡嗡声绝然不同。一盏昏黄的青油灯，把母亲和纺车的影子投在堂屋的墙壁上，剪影生动。还有别家传来捶齐草的声音，很有节凑。捶齐草，是把理得齐整的稻草捶扁，捶软，好作搓草绳牵绳打腰子用。闲时活路忙时用。没有这些活路做的时候，就早早上床，做生儿生女的娱乐活动，没有别的。 我参加了工作之后的一天，回家看望父母，有位老爷子级别的乡亲特地到我家里来坐坐，问我，你还能在家呆几天呢？我说明天就走的。他说你能不能多呆一天呢？我说不能。他说实在不能吗？我说不能。 看他那神情有点古怪，便问，你老为什么要我多呆一天呢？他说，吃我的泡饭。这话把我吓了一跳。一个人死了，全湾里人来送葬，吃一天饭，这叫泡饭。吃了泡饭会消灾，这个讲究恒古不变。老人要我吃他的泡饭，也就是说他选定了自己赴死的时日。 我也不知道那天是个什么日子，想必也有讲究的。我说你老好好的，么样这样说。他说伢，各有各的想法。你吃了我的泡饭对你好，我喜欢你这伢，惟愿你好。所以我先说得你听。 我一直不解地望着他。他很真诚，没有忧伤。他还嘱咐我，莫跟别个说。我还是跟父母说了，要父母跟他家里人说，好防着他。还是没防住。后来听母亲说他上吊死了。老人行短见没人说得清楚，只能用“各有各的想法”关总。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是对生的逃离。 我也想逃离，不是逃离生，是想逃离我的乡村。我发现我没有完全属于乡村。我读书是做着逃离的一种准备。每次回家拿了米，母亲总是站在湾子后面的土坡上看着我远去，我想我总有一天会让母亲看不到，我要走得很远很远。工作之后，我真的走远了，走远了我才发现我不能割舍我的乡村，不能割舍我和我乡村的血肉关联，不能割舍我的爱。远就是近，或者说近就是远？这是怎么样的悖论呀。 我对家乡的爱，是包含着乡村愚昧、粗鲁、野性、卑微在内的混沌天地。故土是不包装的裸露，直朴的美丽。无论走到哪里，我的根须仍是扎在我的乡村故土。父老兄弟们的苍桑外表之下，深居着的灵魂支撑，看不到他们的忧伤。或者说，他们的忧伤跟他们的粗茶淡饭一样，自然地咽下了。 对于乡村的本质，不是普通农民所关注的，看得到的。他们有自己的声音，却忽略自己的声音。他们面对的是没完没了的劳作，面对的是收成，面对的是他们细微末节的现实。这是愿意为他们着想的人永远要记住的。 我似乎总在愧疚里挣扎：曾经瞧不起故土，嫌弃故土，请故土原谅啊。那个汤恩比是怎么说的？“回到自然直朴的原生态最好”。历史注定回不去了。我想。只有再生，面对现实的再生，让现实与历史的和解。 天河机场对天河是重要的，对武汉是重要的，对世界是重要的。我在这篇文章里怀着忧伤与喜悦的两重叙述，带有一种甜蜜惆怅。甜蜜是现在天河的壮美，惆怅是伴我童年的凄美。当城市在享乐的时候，我的故土在苦难中。当城市在抱怨的时候，我的故土在知足中。我呼唤一种迷失的感觉，一种价值的肯定，一种审美的方式，一种理想的未来。我不能苛求故土。故土如一个人的命运，由来处来，向去处去，石头上的谒语不如石头上苔痕更具有启示性。用不着寻找箴言。
作者简介：赵金禾，生于黄陂天河。毕业于孝感师范专科学校。当过教师、演员、记者。退休前供职安陆市文联。在《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人民文学》《作品与争鸣》《北京文学》等报刊发表小说作品一百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