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诞生了许多草根文学家，诸于农民作家、打工作家、田埂诗人、矿工诗人、外卖诗人等等，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创作平台，让他们脱颖而出。秦文友是一位真正的种田人。他种了5、6亩田地和20多亩山林果树，还包养了一口不算大的鱼塘。他虽然有一段短暂的打工经历，但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安陆市赵棚镇中湾村务农。他写作动机并非源于虚拟的网络，而是自小萌发的来自内心的写作冲动。他是一位扎根泥土的传统现实写作者，很早就在传统纸媒上发表小说。如今他的长篇小说《往事那些年》已出版发行了，他在乡间瓦房和鱼棚中践行着他的文学梦想，是一名真正的农民作家。
一
长篇小说《往事那些年》是一位农民作家自身的生命书写。秦文友以其厚重的乡土气息和深刻的生命关怀，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中国农村三十年变迁的乡村画卷。这部作品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命史，更是一代人的奋斗史；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兴衰记，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录。作者以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身份，用沾满泥土的笔触，书写了乡村大地上那些平凡生命的不平凡历程。
小说以主人公欧阳绍平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从1987年高中时期写起，贯穿了他辍学务农、创业失败、外出打工、历经磨难、最终在深圳台资企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全过程。小说的时间跨度长达二十余年，空间跨度从鄂北乡村到北京郊区，再到深圳特区，勾勒出一幅中国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农民命运流转的宏大图景。
秦文友的创作立场是独特的。他不是站在都市俯瞰乡村，也不是以精英姿态审视底层，而是以局内人的身份，以亲历者的视角，书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种在地性写作赋予了作品一种无可替代的真实质感和情感温度。正如小说中欧阳绍平的经历，很大程度上是作者自身生命经验的投射，这使得《往事那些年》具有了某种非虚构的力量。它不是凭空想象的产物，而是从生活土壤里生长出来的生命之树。
二
《往事那些年》通过对土地与命运的书写，实现了作家对农民生存困境的现实观照，是对农民与土地关系有着深刻洞察。小说开篇即让读者感受到土地对农民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土地是生存的根基，是“命根子”；另一方面，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土地又成为束缚农民的枷锁。
欧阳绍平的父亲这一形象，集中体现了传统农民对土地的复杂情感。当外镇人筑堤失控、就近起土毁坏粮田时，“欧阳绍平的父亲每天大早起床挑着箢箕带上锹下地”，执着地填补被挖的坑坑洼洼。面对别人的不解，他说：“种田人不种田，说不过去，让田荒废更说不过去。千百年的粮田延续到至今，不容易。再艰难，再困苦，也不会在他的手上不种或荒芜。”这种对土地的敬畏与坚守，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一种文化基因的传承，是对农民身份认同的核心所在。
然而，小说并未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简单浪漫化。通过欧阳绍平的经历，作品呈现了另一种可能性：离开土地。从最初的辍学务农，到试图通过烧砖建房改变命运，再到最终南下打工，欧阳绍平的人生轨迹本身就是一部农民离开土地的心灵史。小说细致地描写了他每一次抉择的艰难：放弃复读时的“忍不住再一次泪流满面”，烧砖失败后的焦虑，外出打工前的踌躇满志与返乡时的“空空的行囊”。这些细节构成了一代农民的集体记忆：他们既眷恋土地，又被土地所困；既渴望改变，又恐惧未知。
小说还通过不同人物对土地的态度，展现了代际差异和观念变迁。老一辈如欧阳绍平的父亲，把土地视为命根子；年轻一代如欧阳绍景，宁愿去东北工地“提泥桶”也不愿在家种田。这种代际差异不是简单的个人选择，而是社会转型在农民家庭内部的深刻映射。当“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到来，农民“种田不用交提留”时，小说并未停留在政策层面的颂扬，而是深入到农民的心理层面：那些曾经“撂荒严重的农村，又兴起了新一轮的种田高峰”。这种书写显示了作者对社会变迁的敏锐把握和对农民心理的精准体察。
三
《往事那些年》通过个人奋斗与尊严的书写，体现了作家对底层民众精神底色的深层关注，是对农民奋斗精神的深情礼赞。小说中的主人公欧阳绍平，几乎是在不断的失败中前行的：高考落榜、复读无望、创业失败、生意受挫、蒙冤入狱……然而，他从未真正放弃过对更好生活的追求。这种“屡败屡战”的精神，是小说最为宝贵的品格。欧阳绍平的奋斗并非简单的个人经历和成长过程的叙事。小说始终将他置于家庭、家族和乡村的伦理关系之中。他放弃复读，是因为“大哥查出肝病正吃药治疗，重体力活不能做”；他烧砖建房，是为了改变“破败不堪，低矮而潮湿的三间泥坯瓦房”的居住条件；他外出打工，承载着“全家的希望”。这种个人奋斗与家庭责任的高度统一，使欧阳绍平的形象具有了更为厚重的伦理内涵。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十分动人：当欧阳绍平在收审所时，父亲送来行李，“尽是些毛票，最大的只有一张五块钱，还是用大格子方手帕里三层外三层包私生子似的裹着”。这一细节浓缩了农民家庭的艰辛与亲情，也暗示了欧阳绍平奋斗的动力来源。他背负的不仅是个人命运，更是整个家庭的期望。与欧阳绍平形成对照的，是那些在时代浪潮中迷失或堕落的人物：三流子的投机取巧、郝舍夫妇的坑蒙拐骗、包工头的黑心压榨……这些人物构成了一幅复杂的社会图景，显示出转型时期人性的多种可能性。秦文友没有将农村简单描绘成田园牧歌，也没有将农民简单塑造成道德完人，而是如实呈现了人性在利益面前的种种表现。这种现实主义态度，增强了小说的思想深度。
小说中的农民形象并非被动地承受命运，而是在艰难中保持着尊严。欧阳绍平的父亲在码草头堆子倒塌后“一晚上把草头重新码好”，只因“怕别人笑话”；大哥身患重病仍坚持“把帐查完，交出帐本”，做到“不挪用公家的一分钱”。这些细节传递出一个朴素的信念：人可以贫穷，但不能失去尊严。这种对尊严的坚守，是小说给予读者的重要精神资源。
四
《往事那些年》通过时代与个体的书写，展现出改革浪潮中的底层民众的命运轨迹。小说的时间跨度从1980年代末延伸到21世纪初，这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小说将个人命运嵌入时代背景之中，使个体的悲欢具有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
农村改革是小说的重要背景。从“分田到户”到“提留征收”，从“打白条”到“取消农业税”，小说通过欧阳绍平一家的经历，呈现了农村政策的变迁对农民生活的实际影响。这些政策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化为卖粮时的艰辛、交提留时的无奈、拿到补贴时的欣喜。小说没有直接评说政策的优劣，而是让读者从人物的命运中感受时代的脉动。
城市化进程是另一条重要线索。从欧阳绍平第一次“怀揣着梦想”到北京，到最终在深圳站稳脚跟，小说记录了一代农民工的迁徙史。这种迁徙不仅是地理位置的改变，更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小说细致描写了这种转变的艰难：暂住证的困扰、包工头的压榨、找工作的艰辛……然而，正是在这种艰难中，农民完成了从“泥腿子”到“现代产业工人”的身份转换。欧阳绍平从“底层员工做到生产副总”的经历，是这个时代无数农民工奋斗史的缩影。
小说还触及了农村基层治理的问题。三流子这个人物集中体现了某些农村干部的堕落：卖光集体资产、公款吃喝、弄虚作假……而老书记、新上任的赵书记等正面形象，则代表了基层干部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小说通过“清账”这一情节，展现了农民对公正的朴素追求和集体行动的勇气。这种书写显示了作者对农村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对公平正义的执着追求。
秦文友的小说并未停留在对问题的揭示上，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展望未来。结尾部分，各个人物都有了较好的归宿：欧阳绍平成为企业高管，李广川创办私立学校，吴大头进军房地产……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既是对奋斗者的肯定，也是对时代的致敬。它传递出一个乐观的信息：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只要肯奋斗，农民子弟同样可以实现人生价值。
五
《往事那些年》在叙事艺术在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这种风格与其内容高度统一，共同构成了作品的独特魅力。
首先是细节描写的真实感。秦文友的笔触是贴着生活写的，他写农民的生活，不是笼统地概括，而是具体到每一个动作、每一件器物、每一种滋味。写父亲“把桌上的几粒米饭用手一一粘起来，舌头一舔，喉结一动一动地咽了下去”；写母亲“把锅烧得滚烫，用草把蘸些菜油，在锅内均匀涂抹，倒些小鱼儿贴至锅内烤烙”；写弟弟“两片嘴唇沿着热气腾腾的出席碗边儿来回吸嗦，少许面条及汤水拌着炕饼吞下，发出的声响”……这些细节不是装饰性的点缀，而是构成小说血肉的基本元素，它们使人物形象立体可感，使生活场景栩栩如生。
其次是方言土语的运用。小说大量使用鄂北方言和农民口语，如“草头”（稻谷捆）、“打皮绊”（偷情）、“日大瞎”（糊弄）等。这些方言词汇不仅增强了地域色彩，更使人物语言具有了独特的性格特征。秦文友不是将这些方言作为猎奇元素植入文本，而是将其作为人物塑造和氛围营造的重要手段。当农民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一种无可替代的真实感便油然而生。
再次是民间叙事的融入。小说中穿插了大量民间故事、笑话、传说，如“肖家畈的老师傅”、“孙光棍相亲”、“杨屠夫的故事”等。这些民间叙事元素不仅调节了小说的叙事节奏，更重要的是，它们构成了农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是乡村文化记忆的载体。通过这些故事，读者得以进入农民的文化心理结构，理解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
小说在结构上采用了线性叙事与板块叙事相结合的方式。主线是欧阳绍平的人生历程，按时间顺序展开；副线则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单元组成，如大哥之死、杨屠夫之死、五猴子的“法术”、三流子的种种劣迹等。这种结构方式既保证了叙事的连贯性，又为作者自由穿插各种素材提供了空间。它使小说呈现出一种散而不乱的叙事节奏，如同农民讲述往事时的自然流淌。
六
当然，《往事那些年》并非完美无缺。从艺术角度看，小说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是结构上的冗长与松散。小说篇幅巨大，线索繁多，有些章节的叙事密度不够，显得拖沓。比如对某些次要人物的描写，虽然生动有趣，但与主线情节的关联不够紧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整体性。如果能在保持素材丰富性的同时，增强结构的紧凑性，小说的艺术力量会更集中。其次是人物塑造上的类型化倾向。除了欧阳绍平、父亲等主要人物外，一些配角如三流子、五猴子等，虽然性格鲜明，但略显单一，缺乏性格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反面人物，如包工头、郝舍夫妇等，其“恶”往往是一以贯之的，缺少人性复杂性的呈现。如果能在批判的同时，也给予这些人物以理解和同情的维度，人物的立体感会更强。再次是结尾处理的仓促感。小说最后几章节奏明显加快，欧阳绍平从蒙冤入狱到深圳成功之间的转折略显突兀，缺乏足够的心理铺垫和过程描写。特别是他如何在台资企业从“底层员工做到生产副总”的过程，小说着墨不多。如果能对这一过程有更细致的描写，欧阳绍平的成功会更具有说服力。
然而，这些局限并不掩盖小说的价值。作为一部农民作家书写农民命运的长篇小说，《往事那些年》以其真实、质朴、厚重而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它不是精致的艺术品，却是一部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生命之书。
七
秦文友的《往事那些年》是泥土中开出的文学之花，让我们看到了在庙堂文学和商业文学之外，还有一种来自生活底层、扎根泥土的文学形态。这种文学或许不够精致，或许技巧上有所欠缺，但它有一种来自生活本身的力量，那是生命在艰难中挣扎的力量，是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力量。
小说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记录了一个时代、一群人，更在于它传递了一种精神：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人依然可以保持尊严，依然可以怀抱希望，依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这种精神，是这个时代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之一。
秦文友的创作实践也启示我们：文学的根基在生活，在普通百姓之中。当作家真正深入生活、扎根基层，当作家书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时，作品就会获得一种不可替代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不是技巧可以替代的，也不是市场可以衡量的。
作者简介：张世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孝感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安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所发表的作品入选多个版本文集并多次获奖。出版个人文学评论集《观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