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个体实感，镜照多彩时代
——2022年湖北散文创作综述
贴近生活和题材广泛是2022年湖北散文创作的最突出特征。作为一种灵活性高、包容度广、自由性强的文体，散文便于创作者们“随取随用”，捕捉突然涌现的灵感闪光，撷取预期之外的情感冲动，因此，在直观呈现个体经验和提供观察世界的多元角度方面，散文具有天然的优势。在过去的一年里，湖北散文创作者们一如既往地以严肃的创作态度深入生活，坚持民本美学和百姓立场，并且在艺术上进行丰富的美学探索，以真实的个体经验为小切口，镜照出多彩斑斓的大时代。
一
聚焦乡村：时代记录与精神怀乡
乡村一直都是散文创作者们偏爱的写作对象，湖北的散文创作也不例外。从数量上看，乡土题材的作品，在历年我省散文成果中都是占比最大的，近三年来还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农耕传统，早已在一代代文人潜意识深处，铸就了共同的乡土情结；另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在中华大地的广袤乡村里，处处都有“脱贫攻坚”的奋斗场景，乡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吸引了写作者们的视线。深入热火朝天的奋斗一线，记录时代的铿锵足音，是新时代作家的必然使命，湖北散文创作者们响应时代主题，深入乡村调研，用自己的文字向全社会汇报脱贫攻坚的累累成果。
温新阶作为一个熟悉乡村、热爱乡村的成熟散文作家，每年都有质优量高的乡土题材作品面世。《乡村的声响》以万余字的篇幅，记录了乡村生活的很多细碎的片段，各类农事、乡俗、民谣、饮食，各种植物和动物，以及活动于乡村这一物理空间的各色的人。语言平白，用词朴素，絮絮而谈，仅仅是平民家常，却淡而有味，余味悠长。《家住曹家铺》《仁安养猪》则是扶贫叙事中的“乡人传奇”。《家住曹家铺》讲述了“一辈子不走运”的曹文阶的故事：虽然聪明勤奋，却因先天残疾，被高等学府拒之门外；写出长篇小说，却因政治气候的变化未能出版；在民办教师岗位上任劳任怨，却因领导不喜欢被辞退；娶到一房好媳妇，却又意外丧偶……命运之手如猫戏鼠，一次次打击着这个坚强的人。幸运的是，他最终借整体脱贫的东风老有所养，有了令人欣慰的晚年。《仁安养猪》带着乡村喜剧的色彩，讲述了只肯用有机原生态饲料喂猪的仁安，因养猪成本大，连年亏损。新来的驻村第一书记成了他的“伯乐”，用新媒体方式帮他进行宣传，帮助他的养猪事业迎来了丰收。温新阶写作乡村的最大特点在于“细腻”。写乡人，细到一言一行，描摹生动，形象立体，融入环境，有血有肉；写乡景，从颜色，到气味，到声响，全方位还原，读来如身临其境。
徐晓华的散文集《优雅的土地》关注的是恩施乡村里土家族人的生活，既有对当地传统民俗元素的发掘，也有对乡村新貌的描摹。作家以归乡旁观的视角和活泼的笔调铺陈故事，大量使用方言土语，间或穿插民歌民谣，同时也着重勾画村民们拥抱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及新生观念的场景，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历史与现实有机交融。如《投帖》一篇，由古老的“投帖”婚俗又在村镇兴起为线头开始叙事，最终却落眼于村里的青年人回流，从事各种现代农业的可喜变化。“投贴”虽是代代流传下来的旧婚俗，但施行婚俗的人却在日益更新着自己的观念和生活，立足于自身的民族文化资源，同时积极吸收外来现代化影响，由此，传统文化得以被代际传递，不断升华，历久弥新。《扫把客》一篇中的主人公以扎扫把售卖为生，每天挑着竹扫把，徒步20公里山路送到城里，繁琐而辛苦，他却充满了新时代乡村劳动者自我认同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是建立在非物质遗产保护成为热门话题的时代背景下的，当扎扫把被视作一种珍稀的传统手工艺，扫把客的事业也就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他得以在劳动中确立自身的价值和尊严。《优雅的土地》是整部散文集点旨的篇目，写的是恩施高山上瓦屋桥村的村民，不但追求物质生活的改善，更重视精神生活的升级。村民们在农忙之余写诗、创作歌曲、跳操，还狠抓子女的教育，活出了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气。这种精神气，也正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不服输、不认命、乐观奋进的精神闪光。
肖静的《有情怀的村庄》特指丹江口水库核心景区中一个叫五谷庙的村庄，当地居民在“南水北调”工程中放弃故园、集中搬迁，在移民新居以后，不懈奋斗，努力脱贫。文中也书写到了这个小村庄和湖北本地作家的渊源：上世纪60年代，村民参与修建丹江口大坝时，著名作家碧野曾投身工地，体验生活；如今，村民为了脱贫而奋斗时，湖北省作协派出了工作队，进行资金和技术帮扶，侧面肯定了本省作家积极关注和助力乡村建设的优良传统。
兰善清在《盛开的日子》中，以自己丧父失子的表姐、残疾人刚子、劳动模范史发菊和半农半商的老范为例，展现其生活的巨大变化，并真诚赞美在乡村脱贫中无私奉献的基层干部和技术指导人员。郑能新在《蝶变》中，以毛毛虫化茧成蝶，比喻蕲北乡村棠树岭村振兴经济、发展旅游、进行文化建设的过程，并别出心裁地加了文言文的小传作为引文，用古现汉语的对比，呼应村风村貌的今昔对比，足见匠心。谢伦的《沮河的清晨》截取了日出前后这一时间片段，呈现重阳村村民兴办农家乐、开辟荒山种植果树、修建农耕文化广场等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讴歌村民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和紧跟时代潮流的劳动智慧。陈敬黎的《云上花间》讲述了老家人克服艰险的自然条件，以八条人命为代价，终于修成一条通往外界的挂壁公路的壮举，其中呈现出的战胜贫困的决心和勇气，令人动容。
此外，还有徐鲁的《奔腾的春溪（逐梦）》，帅瑜的《生态美县的谷城实践》，葛昌海的《想起吃海带的艰辛岁月》，冷文英的《路畅民乐“亭”最美》，李兴艳的《为了一江清水向北流》《南水北调“守井人”》，汪翔的《宋山鸟鸣》，周功绪的《故乡的路》，田芳妮的《春天，在凉水寺走动》，王芳的《那方山水最多情》，段吉雄的散文集《一条河流的走向》等作品，或从个人角度忆苦思甜反映当前的幸福生活，或讲述各地各区在经济、交通、环保、文化建设等方面各种积极有为的措施，从不同的角度讴歌时代，礼赞人民，描摹祖国各处乡村发生的可喜变化。
二
日常叙事：精神坐标的确立与精神困境的自救
散文行文自由、篇章灵活，故而常被写作者们用于抒发点滴见闻，采撷生活碎片，镜照人情百态。此类专注于个体经验的日常叙事，作家常着眼于生活中的“小”，篇幅较短，浅论即止，胜在思绪灵动，情感真挚，在场感强，其中尤以记叙亲情或人情之美的篇章最为动人。如夜鱼的《裁出一只蝴蝶》以活泼、温馨的笔调，回忆“我”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学习缝纫的少年往事，行文充满浓郁亲情，同时也暗含关于现代工业冲击传统手工艺术的淡淡婉叹。陶燕在《童年的红裙》中讲述上世纪70年代末，母亲外出治病，小小的“我”如何牵肠挂肚地等待母亲归来，最后邻人捎回来母亲亲手缝制的红裙，抚慰了“我”孺慕之思。隔着几十年的岁月回望，作者仍难以忘却幼时的“我”的种种细微感受，篇幅虽短，但质地绵密。母女之间的亲情美和乡邻守望相助的人情美，共同谱写出一曲朴素的人性赞歌。曹新华的《母亲就是我的故乡》同样是以母亲为主要书写对象，他笔下的母亲是上世纪中期无数个农村女性的代表，一生都默默忍受着沉重的农业生产、频繁的生育和穷困的折磨，用自己的勤劳和无私，挡去子女童年的风雨，铺就子女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王雄的《竹与笋的哲学》也是写母亲，写母亲如何用一双巧手将清简的生活过得鲜香有味，如何教育子女塑造其良好的品德，如何珍惜自然的馈赠……作品名为竹与笋的哲学，实则是母亲的生活哲学。江清明在《三爷的遗书》中深情记取了父亲人生中的重要片段，写他的勤快本分、耿直善良，也写他作为一个老党员对于祖国和人民的忠诚。戴益民的《山里娘家》用泣血的笔调，回顾了外公外婆死于饥荒、父母艰难移民的往事，表达作为后辈的“我”对先祖的深切怀念和痛惜。刘玉新的《这辈子跟定你了》娓娓道来“我”和妻子一辈子相濡以沫的简单生活，字里行间的“平淡式幸福”有别样的感染力。还有董祖斌的《大雪扑面》，颜克存的《故乡在母亲的乡音里》，康华英的《父亲和他的二胡》，王淑存的《苞茅花》等多篇作品，咀嚼童年记忆，回望家族历史，记取人间温暖，写作态度诚恳，叙事风格沉稳，细节详实，感情真切又有节制，将日常生活的平凡片段用艺术技巧渲染成闪光的瞬间。
此类写作，单篇读来各有亮点，多篇通读，则不难发现湖北散文家在驾驭此类题材的写作过程中，呈现出了两种群体化的写作倾向：
一是重视链接地方文化，确立精神坐标。荆楚文化瑰丽奇异，是湖北作家们取之不竭的素材宝库。近年来，在中央的号召下，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了文化界和文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湖北散文创作者们扎根于本地深厚的文化土壤中，自觉落实传播和传承优秀地方文化的责任，更加积极地将荆楚文化素材化用到自己的创作中。如舒辉波在《生命体验》中讲述童年时期的“我”，受到家族的女性长辈讲述的各种楚地鬼怪故事触动，产生了朴素而懵懂的生命意识。尽管讨论的是“生死”等重大命题，但叙事笔调活泼，将儿童趣事、楚地民俗与民间故事相互穿插，读来丝毫不觉沉重。菡萏的《非遗人生》讲述了一生热爱楚玉文化、专注于非遗事业的李南杰老人的故事，老人不仅自己痴迷于楚玉文化，还多次帮助其他有志于文化传承的同道人申报非遗立项。尽管自身及子女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在高龄之际却决然将自己所有的藏玉捐献给荆州博物馆，其精神和风骨感人至深。她的《程集往事》以“雷琼姐”家族四代人的际遇，串联起百年间在程集这个江汉平原上小村落里发生的重大事件。程集处在长江边，近代史上，无数的外乡人顺着河流汇聚于此，就此定居。彼时的程集是近代楚地码头文化的缩影，茶馆座无虚席，街头商铺林立，各类舶来品琳琅满目，居民们用开放的心态拥抱外来文化的冲击。时至今日，随着交通的更加多元和发达，码头文化早已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衰落，程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人丁寥落，青壮流失的现象，今人回望，犹如旧梦。但程集人积极奋斗、热爱生活的精神种子，随着一代代迁居的年轻人，播散到了更广阔的地方。谢伦在《遗落在时间深处的老街》中关注的是同样深受码头文化影响的鄂西谷城老街，但他的观察和思考落脚于类似的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在不影响当地民生的情况下，得到更大力度的保护，从而以此为依托，传承楚地文化基因。与之类似的还有楚林的《最后的歌者》，她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襄江行船号子，讲述代表性传承人之一郝文洲的生平和他如今面对的一个问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襄江边的年轻人早已不再生于水、活于水，不可能体会先祖们与水浪搏击的经历。因此，尽管郝文洲的徒弟们能够轻易地学会唱号子的音乐技巧，但无法理解其中的精神，难以还原襄江行船号子曾有的韵味。这或许也是很多其他非遗传承过程中面对的一个共性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把非遗传承落实到文化基因的深处，而非漂浮在表面，值得相关研究者思考。此外，还有甘茂华的《寻梦屈原祠》、涂玉国的《襄阳“三宝”》、郑能新的《古寨春秋》、宋发刚的《拜谒嫘祖文化园》、李道立的《卞和的南漳》、雷有德的《九派盛景》等多篇好文，共同助力荆楚文化口碑的传播。
二是积极探索特殊生活环境里的精神突围。新冠疫情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挑战，不仅威胁生命安全，也一定程度上对相当数量的人群造成了心理压力。更何况被现代化进程裹挟的当代人，面对着日常生活的高速节奏，本身在精神上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或重或轻的文明病。如陈刚的《情怯者》反映出老龄化的社会里，随子女迁居的老人的心理问题。在城镇化不断加速的今天，大量世居农村的父母在子女的要求下被迫进城，随之也产生了父母和子女的代际矛盾、农民无法适应城镇生活的尴尬、老年人被从过去的人际关系中剥离后产生的孤独感等等。《情怯者》从自身经历出发，如实记录了农村父母最初进城的“情怯”，和融入城镇生活后，过节返乡时的“情怯”，最终老人家把自己在城镇的家设置为了乡亲们进城看病的“据点”，用这样充满人情味的方式，在帮助乡亲的同时，续接了自己和故土的联系，慰藉了自己的心灵。《情怯者》虽则描述的是自家事，反映的却是有典型性的社会痛点。语言尤其有特色，善用比喻，如描述父母的思想之痛时，将这种情感的痛苦比喻为一颗药，时空是其外在的胶囊，被情感溶解后，必然有一个良久的痛苦缓释的过程，其喻体的新颖，足见作家的才情。林东林的《邻居》关注的则是典型性的城市邻里关系，即明明在生活上互相密切影响，又在情感上彼此持久陌生，作者对此也无良策，只能用自己的笔为这一城市文明病，保存一份病理切片样本。
意识到现代社会中各种文明病以后，如何与之对抗，进行精神突围，就成了文学创作无可回避的问题。湖北散文作家们结合自己的心得体验，给出了不同的回答。舒辉波给出的答案是多阅读，他在《阅读打开天那边的天》里从自身经历出发，讲述一个小小的“放牛郎”如何通过阅读打开新世界的故事。阅读帮助“我”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同时在日复一日枯燥的劳作中，获得了精神慰藉。鉴于执笔人本身是当前业界瞩目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其随笔也具有了作家研究的史料价值。他的《塑造自己》中也提到了通过阅读不断更新自身认知的重要性，博引古今中外的哲人哲言，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提出人应在外察世界，内观己身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塑形，以最终回答“我是谁”这一终极命题。菡萏给出的答案是“出去走走”，她的《认领自己》探讨的是旅行之于人生的意义，认为旅行本质上是用外在的风景印证自身内在风景，提出“出门，是为了更好地回归”的观点，带有辩证的禅意。李小坪在《随时光移动》中给出的答案是相信时间的力量。她将幼时看到的小脚老太太和天足的外婆进行对比，由此将家族中的三代女性分成了三种不同的流派：一派如外婆和三姨，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做一个特立独行者，勇敢追求所想所愿，并用自己的乐观和幽默消化来自世界的恶意；一派如母亲，对命运赋予的一切照单全收，默默承受，只在最安全的交际圈内倾泻怨忿和委屈；一派如我，表面驯服而内里倔强，一边反抗一边怀疑自己用力过猛，在岁月的消磨中逐渐妥协。最终作家发现，无论持有哪一种生活态度，人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逐渐心平气和，因此在人生的困顿、不安、风险和焦虑里，人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相信一切都会过去，心灵的风暴终将平息。黄明山在《周围》中给出的答案是更加细心、深入地观察自身熟悉的生活场域，进行审美的再发现。他赋予了“周围”以全新的意义，提出营造生活的新鲜感不在于地理空间的转换，而在于视角和心态的变化。以上写作反映出湖北散文创作者忠实于个体感受，不回避时代病症的勇气，也展现了多样化精神自救的生存智慧。
三
重返自然：反映并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创作实践
热爱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历来是中国文人的旨趣所在。新冠疫情给常态生活带来的巨大冲击，也进一步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命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社会观念的层面，生态文明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广泛共识和集体行动。秉持着关注社会现实、介入生活现场的价值标尺，湖北散文创作者们在过去的一年积极展开生态散文（或言自然主义文学）的创作实践，以饱含深情、富有审美的笔触描摹自然万物的美好风情，表达自身的生态意识和思考，以此作为反映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方式。
陈应松的“神农野札”系列自2021年开始写作，到2022年尾，已经有12篇和读者见面。在生态散文的领域，有大量浮光掠影式的游记类写作，往往从现代社会的典型生活经验出发，呈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重复性模式，在写作、乃至讴歌自然的过程中，把人类社会中产生的种种概念，如道德伦理、文化涵义、社会功用价值等附着在自然之上，简言之，即试图将自然“人化”。陈应松写作神农架，抱持的却是一种将人“自然化”的谦卑心态，凭借着多年旅居神农架的在地优势，调动自身广博的知识谱系、丰富的生命经验和人生识见，带着读者以朝圣的态度一次又一次感受神农架的春夏秋冬，茂林野树，高山草原，森林湖泊，山谷云海，各类动植生灵，歌颂神农架的勃勃生机和野性原始，尽情抒发对自然的敬畏和迷恋。他将神农架视为一个具有生命和灵性的主体，将自己和其他人类放置其中，相伴相游，交融互动，在文学的世界追求人与自然共振的共同体状态，高扬一种反人类中心主义、感恩自然馈赠的生态理想。
刘诗伟的散文集《人间树》是一部有着强烈的自然主义实践自觉意识的散文集，书名为“树”，实际上大部分篇章聚焦的是江汉平原的乡人旧事。全书分为“乡亲们”“上辈人”和“我自己”三辑，每一辑包含五篇，形式整齐。这样的章节安排已经彰示了他的创作构思：以江汉平原上的品类各异的树，象征生活于此地的拥有百般生活样态的人，在自然和人之间构建起相互呼应、命运交融的共生关系。例如，在《喜鹊还在鸣叫》中，用家乡的“柳树”和东湖的“柳树”，隐喻以“我”为代表的、无数从江汉平原村落里移居到大城市的游子的不同生命阶段。又如《莲婶的苦楝》中，用“苦楝”树做引，讲述莲婶和小莲母女的婚恋传奇，对于莲婶母女俩的不同价值观和人生选择，作为叙述者的“我”并没给出立场鲜明的评判，仿佛就如旁观两颗不同形态的树如何生长和衰老，如何伸展和凋败，只给予人世间生命样态的多样性以客观的记录和充分的尊重。整本散文集里，几乎都是这样以写树的方式给人立传的作品，“树性”与“人性”的交织，共同构建了独属于刘诗伟的自然美学和生活哲学，即调和“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还有一些作家，是以今昔对比的方式，表达自身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舒飞廉的《梦里的池塘》和席星荃的《消失的水》都是感叹人类活动对自然水系的影响，前者回溯古云梦泽浩荡的水域，在千年的历史中，伴随着人类活动逐渐缩小的过程，后者截取多部古代典籍中关于檀溪的记录，论述小小檀溪曾怎样牵动着历史的命脉，进而笔锋一转，惋惜今日已难觅其踪影。忽兰的《布尔津盛世》以如诗般梦呓的口吻，讲述一个布尔津女儿移居中原之后的精神还乡。全文以一个女孩的出生和成长为时间线索，书写布尔津草原上从冬到夏的绚烂景致，穿插描述草原儿女的浪漫爱情和热腾腾的世俗生活，结尾风格突转，叙事焦点从远方丰美的草原，拉回到眼前北京的雾霾，原来此前描述的草原生活是“我”的幻想，科尔沁草原早已退化成了沙地。关于草原的美好想象和残酷现实的悚然对比，加深了作品的内涵，也体现出作者在行文布局方面的不凡笔力。
此外，还有熊召政的《卡鲁奔山上的遐想》、刘益善的《谁挽碧色染黄沙》、丁东亚的《松山湖的冬天》、朱朝敏的《遇到花，我会停下来》、颜克存的《行走鄂西北》、阎刚的《榛子短章》、陈鸿波的《南湖的桃花》等多篇散文，或感叹自然的宏大壮美，或讴歌人类在环保方面的努力，或重审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或试图在自然中寻觅精神价值，写作手法多样，但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反映出当前人们期盼共建更美好、更和谐的生态家园的心理诉求。
四
文化漫谈：立足传统资源的文化视野与自觉意识
文化散文最能折射创作者的个人旨趣和知识谱系。这一类的写作，相比起日常叙事题材的散文，显得更加厚重和智性，不仅考验作家的知识积累和阅历积淀，也更考验作家遣词造句的能力。倘若作家的知识或阅历背景有所不及，或形而上的抽象提炼不够深刻，就会有故弄玄虚的嫌疑，而假如驾驭语言的能力稍有欠缺，也可能沦为枯燥说教，令读者敬而远之。从2022年的创作实绩来看，湖北散文家们纷纷转向传统文化中寻求写作灵感和创作素材，在写作中强调当下与历史、个体与“无数的人们”之间的深刻链接，以此寻求与最广泛读者的共情，进而放眼山河，考察地理，镜鉴社会，洞见世界，展现出了既立足传统文化资源，又开放宏阔的文化视野和赓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
散文集《不如读诗》是2022年湖北文化散文的重要收获。作者张执浩是成名已久的诗人，这本散文集中的16篇文章，是他解读古代诗人诗作的阅读心得，抑或说，是一个优秀当代诗人与无数古代诗歌前辈的灵魂对话，至少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了“诗人谈诗人”的先天优越性。第一个方面是对古今诗学脉络的把握上。凭借着多年醉心诗歌创作的过程中所积累的诗学素养，张执浩谈诗人，不是对其生平或诗作做个案式研究，而是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对其进行远读，以确立其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位置。譬如在《穷途之恸》中，他要论及的核心人物是庾信，起笔却先写“唐音”，总结魏晋南北朝的诗人在音调、体式、意象、风格等方面的不懈探索，分析其如何影响了后世。以此，为魏晋诗人确立一个诗歌发展史上的群体坐标，然后再将庾信与其他魏晋诗人做横向对比，进一步突出他的独特地位。第二个方面是对语言的敏感性。优秀的诗人都是语言天才，诗人谈诗人，展现隔着时空的惺惺相惜，如高手过招，酣畅淋漓。张执浩在多篇散文中，从语言学、修辞学的角度，对古诗进行拆词逐字的分析，深入筋骨，常有前人未曾言及的独到见解和令人耳目一新的写作思路。这种优越的语言敏感性，还体现在哪怕是讲述诗歌理论，他也能用极其细腻、生动的语言进行表达，读来全无学理文章常见的晦涩、呆板的弊病。譬如当他论及后世诗人与庾信在精神上的承继关系时，将其形容为看不见的“脐带”，哪怕已经脱落，也不能抹去曾经存在的遥远的联系。这使他的散文呈现出既有散文精神，又有文论理性，还有诗歌美感的文体杂糅的特色。
刘学明的散文集《哲学的石头》可被视作一部“红学”研究心得汇编，从作家生平、创作背景和过程、叙事结构，情节人物，语言特点，思想内涵，出版过程，书商事迹等各方面，对《红楼梦》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深入浅出，避免了很多红学文章诘屈聱牙、艰深晦涩的弊病。全书注重史实，但更加看重融入个人情思和来自现代化社会的生命体验对《红楼梦》进行哲学层面的挖掘，使这部经典著作真正散发出常读常新的魅力。
刘醒龙的《一座山，一杯茶》是作家到安徽省岳西县重走革命老区后创作的作品，表现上看是一篇游记，实际上作家谈山、谈茶、谈各地的风俗文化，乃至异域逸闻，富含地理和人文知识，其文化底蕴较之其游记色彩更加浓厚。作家由大别山的自然风貌和沿着山脉出产的好茶做引，穿插自己人生中各类相关的记忆，思绪灵动，有意识流的色彩，夹叙夹议，不时提炼出哲思警句，形成了具有强烈个性色彩的艺术风格。任蒙的《在石家河》介绍了新石器时期长江中游最大的一座都邑性古城的遗址——石家河文化遗址。作家以陶器、玉器、房基等考古发现为切入点，依托实物进行想象，还原人类先祖的生活，进而感叹人类为了推进科技和文明的发展所不断做出的努力，知识丰富，趣味性强。从文体理论的角度上看，这篇散文也用自身的实践，回应了近些年来散文创作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即散文创作一向的文体要求是“求真”，业界倾向于以“真情实感”作为重要标准，将其与种种虚构性文体，如小说、戏剧，区分开来。但到底如何界定散文的“真实性”？譬如《在石家河》这样，作家所书写的种种事件和场景是想象性的，虚构的，但作家所记叙的其想象古城遗址的行为是在作家的人生经验中真实发生的，是否能够认定为“真实性”？任蒙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晓苏的《俗话里的家风》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家风”俗语类型，结构齐整，逻辑严密，令人感受到一个学者型作家一丝不苟的可爱。惠敏的《大河分娩》以汉江从秦岭蜿蜒到襄阳的流动，类比母亲追随父亲从陕西移居到湖北的过程，其间穿插着对汉江沿途风物的介绍，历史典故和各体诗歌信手拈来，侃侃而谈，活泼的叙事笔调中混合着怀亲的淡淡悲伤，所蕴含的复杂又真挚的情感极为动人。
五
结语：经典意识、文体探索与队伍建设
传统散文重视体验，强调真实，但在这个自媒体发展轰轰烈烈的时代，阅读方式视频化，信息内容碎片化，群体认知标签化，情感表达趋于快餐化和浅表化，且个体经验极易被复制进而批量生产，大众喜欢追逐热点，缺乏耐性，给传统写作者留出提炼理性思考和沉淀感性抒发的时间不足，这都使得散文创作在内容上越来越难以达到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出精品、出佳作的难度也随之越来越高。散文的文体变革，成为所有具有创新追求、坚守经典意识的创作者无可回避的问题。近年来，湖北的散文创作者们也在此方面进行了各种积极的尝试和探索。
李修文的《在人间赶路》是一部精选集，选篇基本是此前出版的《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诗来见我》等广受好评的散文集中的优中选优之作，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李修文近年来的散文美学革新主张，高扬“人民性”，倡导跨越性、融合性的文体实验。这部精选集有与古人的精神对话，也有对今人天涯羁旅的见证，书写的是上下古今的广阔世间，一代代人复杂的命运和际遇，并调动自身的生命经验、情感体验和古人、和他人形成共振。
池莉的《流氓》写了一件发生在上世纪的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赤裸上身的男人半夜出现在医院的单身女医生宿舍，在那个男女作风问题动辄被上纲上线的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抓流氓”大戏由此拉开剧目。撞见了流氓的董姐、目睹了流氓仓皇逃走的背影的“我”，和第一个赶来援助女同事的男医生杨光，成了影响这场大戏走向的三个关键人物。经过漫长的拉锯盘查，“流氓”却始终没有被抓到。几十年后，当我们仨重新聚首，回首往事，才发现当年悬案的谜底呼之欲出。原来，我们仨当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默默保护那个冲动之下犯了迷糊的可怜人，避免了因一个小错，对他的人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池莉一方面用精巧的叙事设计，凸显了善良人性的闪光，让人掩卷唏嘘感叹，真正的善良往往不动声色；另一方面，她又用直率、幽默的笔调，毫不客气地嘲讽了特殊年代里诸多不良社会现象，描画出高举道德大旗的行为所遮掩的幽暗人心。全篇情节一波三折，叙事结构精巧，读来有类同读悬疑破案小说的趣味。
菡萏的《红楼梦的女红与诗》在文体上是散文式的，内核却是文学批评。她认为《红楼梦》中的“女红”象征着世俗生活，“诗”代表精神追求，通过对钗黛等人的女工技艺和诗歌水平进行比较，肯定曹雪芹呼吁女性自主追求精神满足的先锋态度。
苏南的《父亲是条鱼》塑造了一个复杂、矛盾的父亲形象。中国传统的父亲形象，通常是勤劳踏实、沉默寡言、情感深沉的，苏南笔下的父亲刚好是传统父亲形象的反面：好高骛远、豪言频出、情感热烈，一辈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对妻儿的爱却半分不假。怀揣着荫妻庇子的理想，却要面对能力不足时运不济的事实，最终这位父亲变成了一条“吞月光的鱼”。带有象征意味和魔幻色彩的结尾，深化了作品的意境，也使得这篇散文的文体具有了与先锋小说交融的特色。
此外，在前文中提到的刘诗伟的《人间树》，张执浩的《不如读诗》，刘学明的《哲学的石头》，温新阶的《家住曹家铺》《仁安养猪》，忽兰的《布尔津盛世》等多篇作品中，也都有明显的跨文体探索的痕迹。当前，不少文学从业者感叹严肃文学在传播场域的地位日渐小众和边缘，而散文因其不够热闹或先锋，缺乏话题性和关注度，更成为了边缘中的边缘。然而，换个角度看，边缘或许也代表着身处破圈的前沿。湖北散文创作者们在传统挖掘、哲思提炼、形式创新等各方面的坚守和努力，也让我们看到了散文实现破圈突围的希望。
总体来看，2022年湖北散文创作依然表现出了情丰意切、“数”“量”并重、蓬勃发展的气象。众多作家以如根在土的创作态度和如鱼在水的创作立场，从广袤的社会现场和荆楚本地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汲取营养，紧贴现实生活和芸芸众生，忠实内心的自我表达，坚持散文的真诚、自由的文体品质，追求更高的精神向度，探索更广阔的美学疆域。他们的写作既有对当前时代宏音的回应，也有对历史长河中文化基因密码的挖掘；既有立足乡土乡情的人文观照，也有置身现代化进程的理性反思；既有对日常世俗生活之美的再发现，也有对传统文化的创造转化和创新继承。不论哪种写作，都始于惯常生活的经验表层，通过提炼修辞、深化旨趣、苦吟细敲，得以抵达生命经验和人文思想的深处，展示了湖北散文创作群体的不凡实力。
尤为可喜的是，无论是对散文文体的实验探索，还是围绕时代热点话题的思考，抑或聚焦本土特色文化的挖掘，湖北散文创作队伍都表现出了种种合力。这种合力不仅仅是有经典追求的作家在创作中的必然遇合，背后更离不开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发挥的凝聚作用。自2019年以来，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不仅创办了微信公众号平台“散文湖北”，通过新媒体渠道推介湖北优秀散文作家、作品，还于2022年举办“湖北散文新锐作家”评选活动，极大地鼓舞了湖北散文创作者们的士气。从目前湖北散文创作队伍的年龄结构上看，50后文坛宿将们依然保有蓬勃的创作热情，60后、70后是中坚力量，80后已隐现大将之风，美中不足的是90后及更年轻的新秀数量不丰，尚显单薄。未来，期待更多“后浪”带来更多有个性、有锐气的作品，为湖北散文创作队伍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