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9月3日，正一天天临近。身在恩施花坪青山怀抱中避暑的我，虽然如水的清凉让人感到浑身舒爽，但内心却越来越不平静，甚而有一股炽热，驱使我必须为这一神圣日子的到来做点什么。 于是，我又一次沉重地打开资深史志专家——滕厚礼先生早年赠我的有关云梦县抗战的权威史料和专著，透过泛黄的书页，穿越87年的时光隧道，逡巡于一行行浸透着鲜血和泪水的文字里，用心与笔、痛与恨、敬与思，去抚摸曾被日寇铁蹄蹂碎的梦泽大地，去铭记那段刻骨铭心的国恨家仇，去缅怀和抚慰那些血洒梦泽的抗日英烈和屈死在东洋刀下的无数冤魂。 一、两炸曲阳镇 在中华民族的百年近代史上，1937年7月7日，是一个黑色的、充满罪恶和耻辱的日子。 在古泽云梦，1938年10月21日，是一个血色的、充满恐怖和血腥的日子。 这一天，是农历八月二十八。往年这个时候，曲阳古镇——云梦县城的人们，还没从中秋节阖家赏明月、品月饼的喜庆氛围中走出来，就又开始忙着酿菊花酒、打重阳糕，期盼着九九重阳节的到来。然而，今年的境况却一反常态，秋天似乎来得过早而走得匆促，一条条传言如秋寒裹挟的落叶，纷纷飘入大街小巷，令人不寒而栗，撕噬着人们的每一根神经——日寇已突破国军大别山防线，兵锋直逼武汉。 武汉危急！向西南方向战略大疏散、大转移行动早已悄然启动。作为地处武汉外围、汉随和汉宜走廊之咽喉要冲的云梦，已断断续续传来一阵阵沉闷的炮声。 尽管形势日益吃紧，但芸芸众生的生活还得继续。县城最大的农贸集散地——小南门市场，从鸡叫头口，四乡八里的人流、物流便开始朝这儿汇集。早晨八多点，一面横悬的“云梦县城青年抗日救亡歌剧团”的鲜红团旗前，人头攒动，二十几位热血青年正纵情演唱着《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等救亡歌曲，雄浑的歌声从小南门回荡开去，使古镇的气氛变得悲壮而凝重。 而位于城中的城隍古庙里，香烟缭绕，络绎不绝的善男信女，争敬头香，以祈求众生平安。萧瑟的秋风将一声声“阿弥陀佛”传送到全城的每一个角落，舒缓而低沉的呼唤声中隐隐透着哀求和忧伤。 紧邻城隍庙北面的山西会馆内，一群来自平遥的商人，正在合计着如何趁势从白布街再低价囤购些棉花和布匹，然后设法紧急运往战火纷飞的欧洲，赚得一把大钱…… “嗡……嗡……嗡”！9时许，一种从未听到过的奇怪的轰鸣声，由远及近，由小变大，如闷雷滚地，震得树叶和门窗瑟瑟发抖。人们纷纷撂下手头的事情，向天空投去好奇而惊异的目光。 突然，一只、两只、三只……一群形体极速膨胀的乌鸦——9架日机，从东穿过铅块般厚重的云层，窜到县城上空，旋即低空盘旋着投下十几枚重磅炸弹，同时用机枪朝着人群密集的场所疯狂扫射。顿时，满城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撕心裂肺的惊呼声、哀嚎声、呻吟声，与震耳欲聋的炮弹爆炸声、砰砰作响的机关枪声，相互交织，连成一片。转瞬之间，无数善良无辜、猝不及防的人们命丧黄泉。《云梦县抗战史料（初稿）》（以下简称《史料》），对当时的情景，做了这样的骇目惊心的记述： “大南门、小南门、西门正街、太平街、下北门等处均中弹，炸毁公私房屋八十余栋，炸死军民三百余名，伤百余名。断肢裂肤、血肉横飞、形骸莫觅者有之；头在地面腿挂于树梢者有之；肤在地而肉贴于墙壁者有之；全家无幸免者有之。种种惨状，非笔墨所能形容。尤以小南门为最惨，是地系敌机低飞扫射，血流成渠，死亡枕藉达百余人。” 在这里，让我用全景扫描+特写镜头的方式，重现几处惨状： 镜头一：小南门 ——县财委会工友潘xx正上街买菜，身体被炸成三截，一只脚飞上墙头。不远处，油条铺张水庆、郑xx夫妇正在炸油条，炸弹落下的一瞬，郑xx身子猛地倒入滚沸的油锅，惨叫声划破长空。同样在小南门，油条铺张有明全家5口皆被炸死，其妻颈脖被炸断，头颅坠入油锅的刹那，还张大嘴巴发出了几声凄厉而怪异的惨叫；居民刘维金一家12口正围桌就餐，陡然一颗炸弹呼啸着坠入饭堂，全家惨遭灭门; 镜头二：大南门 ——居民李治安的堂屋，一枚炸弹从天而降，轰地炸出一个一丈多深的大坑，其子当场被炸飞，骨肉碎落满堂屋； 镜头三：下南门 ——居民丁万国的父母和女儿3人被炸死；周德生妻子被炸死；还有一家6口全被炸死； 镜头四：西正街 ——居民邱德山夫妻俩正在炸油条，受伤后被轰然倒塌的墙壁活活压死;黄水酒的儿子中弹后，踉踉跄跄跑出西门外，旋即一个趔趄倒在田埂上死去； 镜头五：太平街 ——居民柳中宣一家3口身体全被炸碎，残骸满地，血肉粘贴墙面； 镜头六：玉带街， ——居民王生铁一家4死3伤，死者尸骨相混，难以辨认； 镜头七：城东北 ——安姑庙内，10个正襟危坐、捻珠诵经的尼师，瞬间被炸得如散落一地的佛珠；张家塘边，一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胳膊被炸掉，伏地哀嚎，血尽而死。 …… 紧接着，10月27日正午，再次窜来5架日机，对硝烟尚未散尽的县城投下50余枚重磅炸弹，进行第二次狂轰滥炸，又炸死炸伤市民20余人。 两次大轰炸，使城隍庙、关岳庙、考棚、儒学、民教馆等巧夺天工的名胜古迹，连同“糜费巨万，越十年而落成”的山西会馆及国民党县政府衙署，相继化为废墟。其中精美典雅、极具古老东方学院神韵的儒学，仅存两棵坚强的柏树，默默守护着一间伤痕累累的大成殿。 10月31日，农历九月初九，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重阳节。对于梦泽儿女而言，这是自有古老夏历和公元纪年以来，一个充满耻辱的日子；也是一个自有重阳节习俗以来，人们登高怀人、把酒赏秋的逸兴，被外族带来的血腥与恐怖所代替的重阳节。 “啪！啪！啪！……” “轰！轰！轰！……” “哐当—哐当—哐当……” 这天清晨，一串串刺耳的枪炮声，混合着巨大的机械引擎声和金属履带摩擦声，打破了死一般沉寂的拂晓。从安陆城至长兴镇（今道桥永兴镇）的安长路上，自北向南，11辆飘着“膏药旗”的坦克，满载荷枪实弹的日寇，一路炮轰枪扫，一路碾压着国军和难民的尸体，直扑云梦县城。6时许，日寇用重炮轰开高大厚实的“达澴门”——东城门，旋即占领全城，展开拉网式搜捕。 为了显示皇军的军威，日寇“至城内更大肆烧杀，未及退走国军及平民被杀者共约百余人,烧毁东正街房屋二十余栋。”顿时，熊熊烈焰又一次烧红了云梦城上空的乌云，殷红的鲜血又一次染红了南门河水。曲阳古镇仿佛南京雨花台的缩影，一场大屠杀的人间惨剧在这里重演。 云梦沦陷日——公元1938年10月31日，农历九月九！ 世世代代的梦泽儿女，让我们将这一耻辱的日子同凝固在宛城卢沟桥头的“七.七”国耻日一起,深深铭刻在心头吧！ 二、万民“跑日人” 相隔六天、两次遭受日寇大轰炸的曲阳古镇，断瓦残垣间，连日闷烧的房屋木头、家什所产生的余火和烟尘，取代了满城兴旺的人间烟火。白天的街头路边，不时可见一具具无人收埋的人体残尸和动物尸体正在膨胀、腐烂，发出阵阵令人窒息的恶臭。除了一群群野狗在四处游荡、争食外，街上难以见到行人。夜晚，为了防避空袭，全城黑灯瞎火，不见一盏灯光。昔日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曲阳古镇，俨然成为一座人间炼狱。 就在全县父老乡亲生死攸关之时，10月25日，驻扎在县城附近的国军第36师溃不成军，紧急向西退却。一时间，“枪弹坠地皆是，骡马遍地奔鸣。”10月29日，即云梦沦陷的前两天，平日口口声声“爱民如子”的国民党云梦县政府县长汪道源，却悄悄丢下25万多“子民”，怀揣县府大印和钱款，率心腹要员雇了三艘大船，由长江埠出汈汊湖逃往宜昌。县府即告彻底土崩瓦解。 可怜的父老乡亲啊，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感到天塌地陷，末日来临。为了活命，他们纷纷抛家弃产，涉府河，渡漳水，越白兆山，朝着云、安、应三县交界的桑树店地区——“跑日人”。 一路上，只见一群又一群难民,扶老的，携幼的,肩挑的，手提的,惊惊慌慌、踉踉跄跄地向前蠕动。沿途沟渠野畈，不时可见病、饿而死的老人和孩子。亲人们只有就近挖个土坑，忍痛将他们的尸体沟死沟埋，路死路埋，然后继续赶路。寒冷的秋风秋雨，裹挟着一阵阵令人心碎的嚎啕声、呻吟声、哀叹声，在异乡荒凉的旷野丘岗间久久回荡。 在这络绎不绝的难民队伍里，有一家来自县城近郊的母女仨格外引人注目和同情。 这位母亲的丈夫被日寇的一颗子弹击伤了右胳膊肘，一时与家人失去联系，七岁多的儿子也不知所踪，生死未卜。慌乱中，裹着一双小脚的她，只有带着五岁多的大女儿和不满周岁的小女儿汇入了逃难的人流。她们一路乞讨，凡遇到好心人施舍一点食物，懂事的大女儿就赶紧叩头谢恩。然而，由于战乱，人们所带的食物都少，沿途农户也是十室九空，有时一两天讨不到半把米，她就到荒沟野畈采点野菜或树叶充饥。 她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历经半个多月的流浪，才好不容易到达安陆白兆山脚下，寻了一座废弃的石灰窑暂时安下身来。后来，小女儿因冻饿生病，无钱医治，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母亲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在自己的怀中。 这位裹着小脚、怀抱幼女、牵着大女儿的逃难妇女，就是我的外婆；那个懂事下跪乞食的大女孩，就是我的母亲。 “唉！宁做太平狗，莫做乱世人啊!” 儿时，我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在昏黄的油灯下，听母亲含泪讲述那段“跑日人”的辛酸往事，讲述她的小妹咽气那一刻的凄惨情景。 当年，我外公一家所遭受的苦难，只是全县千家万户的一个缩影。比起许多亲人的尸骨无存和一些惨遭灭门之祸的家庭，他们一家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由衷地感谢外公、外婆和我的母亲，用所亲身遭受的深重苦难，让我从小懂得了什么叫——国恨家仇！什么叫——血海深仇！ 三、悲惨的亡国奴 从日寇坦克上的“膏药旗”飘晃在曲阳古镇城楼上的那一天起，云梦，这个曾经是楚国别都、秦朝禁苑、汉晋郡治的千年古县，骤然坠入用樱花般美丽的谎言所装饰的黑暗深渊，沦为亡国奴的人民，开始了一场长达七年之久的苦难噩梦！ ——从此啊，一批批手握东洋刀的日寇，俨然成了梦泽大地的主人。 他们打着“日中亲善”的幌子，“督导”营造其心目中的“王道乐土”。七年中，先后有高桥、丸山、四方、片冈、朋山、五峰、福田、锻治川……儿玉等为寇酋的二三十支日军，“多则三四百人，少则数十人”，轮番蹂躏这片神圣的土地。他们在县城建立警备队，由寇酋身兼队长，统揽全县生杀予夺之一切大权。另外，还先后设立由佐藤、长岭、山下、森祥威、石泽丰、稻木等日寇相继任班长(或指导官)的宣抚班(或指导部)，全面“督导”伪县组织的一切行动。 他们先后“督导”成立伪县维持会、自治会、伪县政府等机构，利诱吴锡卿（日伪县自治会委员长、县长）、李颂恩（日伪县长）、曾茂如（日伪食盐专卖处主任、合作社主任）、张春雨（慰安所主任）等为代表的一批民族败类认贼作父，充当傀儡，摄理伪政，为虎作伥。“督导”推行毒化政策，在白布街开设专卖处，各区设分处，勒销鸦片，毒害人民。沦陷期间，仅云梦城小南门集市老街，就有9家烟馆。不知有多少人在吞云吐雾中，形同残废，上演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悲剧。“督导”推行奴化政策，设立一所初中——云梦县立中学（即梦醒中学），派遣日人任日语教官，教授日语，灌输所谓的“日中亲善”,“东亚共荣”，企图消灭我儿童少年的民族和国家意识，从根本上达成亡我中华之罪恶目的。“督导”成立食盐专卖处、皇军军需招待处、合作社及出派所等伪组织，并设立三兴日信、天成、斋藤、盛德等洋行，在明目张胆地抢夺财物的同时，通过削减食盐“配额”、推行“军用钞票”、压价强征强购等手段，大肆巧取豪夺，压榨百姓，攫取不可计数的巨量物资财富，以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目的，使富庶兴旺的鱼米之乡，成了民不聊生的贫苦之地。 ——从此啊，六百多平方公里的礼义之乡，俨然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囚笼。 安长、孝应（孝感蔡家渡至应城郎君)、汉宜三条过境主道和府河水道，以及日寇入侵之后新辟的云武、云魏、云白等县道，均被日伪严密控制。县城及各水陆要道沿线的义堂、隔蒲潭、道人桥、三邑等重镇，均由日寇扎营固守；胡金店、伍洛寺、人和店等要地，则由摇尾乞怜的汉奸狗腿子——伪保安队代为防守。 在县城的东北角，日寇不由分说，将一左姓居民的房屋夷为平地，然后在其地基上建成一座共计五大栋、可容千百人驻扎的营房，俗称“红部”。其营区内，建“有普通监所及土牢、水牢三种……土牢深约八尺，宽一丈，高六尺，围以木板，置有六间十房，每间刚容一人，丝毫不能活动。水牢为井，约深丈余，中间横置一木，为受刑人座位，稍动即落于水中。”（《史料》）同时，日寇还在隔蒲潭东侧，修筑了两大栋、能容数百人的营房一座；在义堂镇的南北两头，分别建有能容百十人的营房。各处营房四周均垒土城、挖外壕、筑碉堡、置铁丝网，企图负隅固守，永久占领云梦。 为了全面控制人民的行动自由，城乡居民皆须出资具领敌警备队制发的《良民证》（又名《通行证》），即音译的“拍司”。人们进城，首先，须向日卫兵行脱帽鞠躬礼,口呼”皇军万岁”；然后，双手将“拍司”呈其核验，乞准通行。否则，轻者当即遭受一记耳光，重者则被视作嫌犯，惨遭牢狱之灾。世代生活在这方古老土地上的人们，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和最起码的人格尊严。 ——从此啊，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俨然成了日寇恣意役使的牛马。 日寇凡修筑营房、兵站、碉堡、监狱、据点、公路、铁路、桥梁等工程，和军事运输与后勤补给，莫不大量役使民力，每日摊派期限为一至两月的长夫200名以上，期限为十天半月的短夫无可计数。隔蒲潭一带因“交通便利，皇军视为特区，兵站、仓库相继设立……仅苦力一项，每日需800余名”，成为全县之最。各区、乡、保的青壮年被征派一空，许多老弱病残也难幸免。“如不按期按名报到，即派敌下乡捕捉，无敢避免者。亦有因工作不如敌意，遭其毒打，以致枪死者，更难胜数。所谓牛马不若者，诚不诬也。”（《史料》） 1940年至1943年，仅胡金店潘榨村就被征长夫8人，最终只有3人返家，5人下落不明。县北部的令尹、德泽、慈航、济民等8个乡的被征者中，有350余人或因积劳而死，或遭日寇虐杀。县城日寇营区内的水牢挖成之后，曾有14名逃跑未遂的民夫，被日寇扔入其中“试刑”而全部溺亡。一次，以陈李湾村李小黑为首的12个民夫，在义堂挖壕沟时集体逃跑，全部被日寇抓回押到府河岸边杀害。 ——从此啊，富庶安宁的梦泽城乡，俨然成了反动势力罪恶表演的舞台。 肆意鱼肉劳苦大众。以北乡大恶霸地主徐葆桢、南乡地头蛇王四喜、东乡流氓头子贺承慈，以及云孝接壤的土匪豪强胡翼武为代表的恶势力，纷纷打着抗日的旗号，自封“团长”、“师长”、“游击司令”，拉起队伍，称霸一方。他们到哪个村，就要那个村的老百姓杀猪宰羊，好酒好肉招待；并巧立“枪支费”、“保护费”等名目，进行敲诈勒索，打劫自肥，使人民更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他们还首鼠两端，翻云覆雨，时而投靠日寇，时而勾结地痞流氓和国民党特务，千方百计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破坏全民团结抗战大局，把云梦城乡闹得更加乌烟瘴气，暗无天日。 据权威统计，七年间，日寇在云梦炸（烧）毁公房339栋、私房1.02万余栋、农具4.02万余件；抢夺粮食196.3万余石、棉花7.94万担、土布21.3万余疋；烧（抢）服饰98.73万余件(套)、图书古玩字画2.26万余件。七年间，全县人口从战前的25万多人不增反降至战后的22.55万余人，减少2.44万余人；其中，因日寇暴行，死亡9017人,伤残5109人。 这一串串冰冷数字的背后,是一条条痛苦呐喊的生命,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是一滩滩冻结凝固的汗水、泪水和血水。 这，就是日寇歇斯底里标榜的“日中亲善”！ 这，就是恶狼为羊苦心营造的“王道乐土”！ 四、杀人狂魔与衣冠禽兽 “樱花啊，樱花啊/阳春三月晴空下/一望无际是樱花/如霞似云花烂漫/芳香飘荡美如画/快来呀，快来呀/一同去赏花!” 这是一首著名的日本民谣——《樱花》。我想破脑袋也想象不到，一个将如霞似云的樱花作为国花的国度，竟是一座大批量生产杀人狂魔和衣冠禽兽的繁育基地。 日寇在云梦，就像沉醉于樱花的烂漫与芳香一样，以恣意“奸、掳、烧、杀”为赏心乐事。《史料》记载，日寇“视人命如草芥，以杀人为儿戏，生杀予夺，随其喜怒，毫无顾忌。其杀人方法，惨绝人寰:有自己挖坑自己跳者，有用打靶方式者，有用刀刺者，有用犬咬者，有以枪杀者，有剖腹者，有用树杆倒吊者，有用火烧者，种种惨酷不一而足。”以下，仅仅只是《史料》收录的少数有名有姓的杀戮案例： 1938年10月某日，金井部队搜掠至（隔蒲潭）杨长生家，见杨躲藏楼上，即认定为“匪”，当即以刺刀捅死。 1938年11月5日，日寇占领隔蒲潭后，强令驾船为业的章天才为其牵马前往应城，刚行半里，章乘机躲进庄稼地，被敌搜获，以刀刺死。 1938年11月6日，日寇至白鹤口杨家村打掳，因言语不通，致怒残杀杨老五、肖发昆。杨被刺一刀未死，倒地乱滚，肠子溢外，被再加一刀，情形至惨。 1938年11月某日，县城西门外黄家湖居民李龙炳牵牛去畈耕地，遇敌打掳抢牛，李不舍，当场被杀。 1938年11月1日，县城东北无量桥一名叫曹应堂村民的，遇敌打掳拉夫，不服从而被杀。 1938年11月3日，敌兵打掳至县城附近杨家村，村民朱佐安正在家吃饭，被敌瞥见而枪杀。 1938年11月4日夜，日寇在县城北舒林村吴德贵家宿营，用刀将吴砍死。 1938年农历腊月某日，城区左陵海因抗拒日寇拉伕而遭砍死。 1939年4月15日，县北徐杨村民杨启桢外出回家途中，遇日寇遭杀。 1939年4月19日，驻隔蒲潭欧阳家湾的日寇尾形部队六名士兵下乡掳劫，枪杀村民左松、万照喜。嗣后因该村村民高喊杀敌,日寇加派重兵再来，又刺死左四喜、左瑞章、左修廷、左福林、左国山、左新林、左龙氏(年已八旬)，并到炮竹湾杀死未及逃避的刘银松、刘木松、刘大松和刘少发夫妇。 1939年9月某日，民治乡项春喜，遇敌，因语言不通，被枪杀。 1939年9月13日，县西乡汪湖刘村民刘起华，被敌捉进县城军营，囚入土牢，17日敌将其押至南门外，令其挖坑自跳以活埋,刘愤以铁锹砍断寇兵一腿,随即向河南飞跑，卒被敌开枪击中而毙命，再遭乱刀砍剁碎尸。 1939年10月16日，隔蒲潭余湾63岁村民余洪国，因避高藤部队暴行逃走后返回家运藏豆饼，被敌用刺刀刺伤倒地，然后被用大石堆压头部，活闭以死。敌并烧毁该村房屋十余栋。 1939年11月30日，在县城西门外，陈文甫、陈华斋、高乐意、张末、颜凤武、魏孝生等8名抗日游击队员惨遭日寇活埋。 1941年春，日寇在城外抓捕了16名来自襄樊的木耳商贩，先将木耳没收，再放纵令其逃跑，然后作为试练枪法的活靶，被一一击毙于奔逃的路上。 1941年9月某日，日寇下乡掳掠，民治乡谢万金因抗拒而被杀。 1942年4月某日，日寇下乡拉伕，民治乡袁玉山抗拒不从，遭枪杀。 1942年9月27日，日寇到罗家店、观音岗一带抢粮时，将乡民杨海传、方金华、方大鹏、蔡云汉等枪杀。 1945年5月28日，日寇至魏家店一带捕捉乡民程鸭子、肖家治，先施尽苦刑，复刺死。 …… 随着抗日救亡的烽火越烧越旺,日寇的反扑也越来越疯狂。他们加紧施行“三光”政策，进行“大扫荡”，更加丧心病狂地搜捕、残杀共产党人、新四军、游击队及进步群众。 据滕厚礼先生著述，1940年春，日寇到清明河张夏村和港黄村搜捕游击队员时，不分老幼，见人就杀。在张夏村，捉到一个8岁孩童，破其肚，割其头，然后用刺刀尖挑着孩子的头颅在村子里示众施威。在港黄村，捉住4名游击队员和黄得松等3位村民，当场将3名年轻的游击队员绑在军马后活活拖死，将一个年龄较大的队员倒吊在大树下用火慢慢烤死，将3位村民扔进火堆烧成焦炭。 1941年6月，中共胡金店区委书记赵志诚因叛徒告密而被捕，日寇竟割下他的头颅示众。1942年6月，二区区长共产党员张鹏程落入寇手后，被布袋套头、乱刀剁死于隔蒲潭府河岸边边。 1942年夏收时节，朱道平的妻子兼战友龚华名，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而身陷寇手，被押送长江埠日寇宪兵队接受审讯。怀有五个月身孕的她，为保守秘密，受尽各种酷刑。最后，灭绝人性的日寇竟先用刺刀割下她的双乳，然后破腹将婴儿和母亲一同戳死。 吴克靖先生（义堂镇人、县教育局老干部）是我尊为师长的老同事。我含泪从其自传中，摘录了一段他1943年所耳闻目睹日寇残杀新四军的血淋淋的纪实文字： “一天中午，听说日本鬼子在张仲记稻场杀了一个新四军，把头割下放在胯内。我走去时，稻场已空荡荡的了。后来看过现场的人叙述了那幕惨剧的全部。原来那个新四军是鬼子搜乡时遭枪击牺性的，尸体被鬼子系在马后拖了回来。此前，鬼子抓到几个新四军,据说是干部,鬼子要他们供出机密，但使用各种酷刑未达到目的。这天鬼子就把那几个新四军绑了出来，让他们亲眼看看已死的新四军‘身首异处’的情景。我听了这些,当时就毛骨悚然。日本鬼子灭绝人性地残杀新四军，还妄图以此降服中国百姓。一天午后，我放学回家，听到锣声后的喊话:‘各家各户,派个人到下河窑沙滩,听皇军训话!’我父亲叫我去。我随一群老老小小向南走，出街不远，望见鬼子在河岸站有岗哨，到沙滩后，看见沙滩周围也布满哨兵。顿时心紧缩起来。日军翻译叫老百姓围成圆圈站立,不准走动。一会,从岸上押来一个五花大绑的人。鬼子军官叽咕了几句,翻译随之喊了一阵,我紧张得听不清,大意是百姓不能通匪、藏匪,不然就要照样处理。接着七八个鬼子站成小圈,枪上装着刺刀，另两个鬼子将绑着的那人连头并腿塞进大麻袋。最后鬼子军官一声狼号,小圈的鬼子轮番用刺刀向麻袋刺去。我两腿直抖,象发寒颤一样。这次惨杀使我吓破了胆。后来镇东南草塘彭的土墩上活埋新四军,我一想起下河窑的惨象,就不敢去看,也不忍去看。” 当下鲜有人知，老云梦城的北门外东侧约一华里处，有一块专门埋葬穷人的公共墓地——“义地”。世居北门的汪敬民老人（县农办原负责人）也曾撰文，沉痛忆述了其亲眼所见的一幕日寇在此地“破腹掏脏”的惨烈情景： “1942年秋季的一天，日本兵几十人，列成队形全副武装，牵着警犬，戒备森严，从城内押着一个穿长青夹衣的中年人，走出北门外正街，经过云台山祖师殿，转‘义地’，到离北门城墙约二百余米的‘义地’的一块坟地,这群日本强盗,持着步枪,枪上上着刺刀,疯狗似的,活活地刺死了这个中年人。城墙上站着成群的日寇军官太太(中国人称她们是‘洋婆子’)，她们看到刽子手杀害中国人的情景，哈哈大笑，开心作乐。这个中年人就是为新四军办事的地下保长，因被汉奸告密，敌人从他家搜出了与新四军联系的证据。被刺死后,日本强盗用刺刀破腹,挖走了五脏。……还有一次,日本鬼子在“义地”,用刺刀杀害中国老百姓5人。杀害的‘罪名’是:‘新四军的侦探’。” 《南京大屠杀》一书的作者张纯如女士曾在该书中披露：她在“采访了一些幸存者之后了解到，日军杀害许多中国人显然并无其他原因，只是为了取乐。”以上一群“洋婆子”的“哈哈大笑”，正好印证了她的严酷发现。这种惨绝人寰的“取乐”方式，绝对超出了人类所能理解的极限。 日寇还有一种灭绝人性的“取乐”方式，就是——奸淫妇女，发泄兽欲。 1938年初冬，寇蹄刚至，即令伪县维持会成立慰安所，胁迫和诱骗一批批不明就里的乡间女子，供日兽轮番泄欲取乐。可怜这些良家妇女身陷魔窟，有的染上严重性病而痛苦终身，有的被蹂躏致残致死。据后来一份汉奸的供词透露:有一天，日寇令汉奸一次就将6名惨死在魔窟的青年女子，拖出抛尸荒野。 同时，每当“敌军兽欲冲动时，即邀三五成群或成班成队，到处打掳，任意胡行，近城妇女，肆意淫秽。各处妇女一闻敌兵到来之风，即向野外狂奔，希图侥免，壮者有时逃脱，弱者即被捕获，推倒于地，施行淫奸以泄欲，白昼野外，恬不知羞。其在家不及逃出者，在床即床，在堂即堂。名门闺秀被污者有之，少女老妇被淫者有之，‘十三岁不嫌少，八十岁不嫌老’。妇女慑其暴行，敌掠所至，逃避一空，村妇亦莫不远走，或落于孤坟野畈，或寄住戚家友舍，直到敌军开走，始敢归家。仍然有被寻获而不免于奸淫者，计本县……何只千数，只以名节廉耻所关，被污者本人及其家属，迄今犹有余恨，痛不欲生，讳其姓名。兹记其概略，俾明当时敌寇兽行之一斑。”（《史料》） 全县无数烈女节妇，至死不屈，惨遭日寇虐杀，如： “邑北许家村，许氏妇二人，年皆二十岁左右。1938年秋县城沦陷后，遇敌多名来村打掳，敌意欲奸淫，许氏二妇誓死不从，跃入塘中，敌军怒而围塘，投土块以击之，直至二妇气绝后始悻悻而去。 城北徐杨村徐X荣之妻张氏，年四十二岁。1938年9月16日（此日月应为农历，作者注），为日寇捕获，欲强行奸淫，张氏坚拒不从，破口骂敌，致被枪杀。 城西幺份湾村，王X荣之妻陈氏，年二十岁。1938年11月9日，为敌军瞥见，欲猎艳行奸，陈氏身怀有孕，不及逃避，被捕，与之抗拒，敌出刀刺，陈氏遍体鳞伤，至死不从，卒被枪杀。 邑北柯家村柯X生之妻陈氏，年廿五岁。1938年12月27日，敌军宿营该村时，陈氏逃奔不及，在村前五里塘被敌追获，意欲强行奸淫，陈氏跪地求饶，敌不允，僵持许久，敌乃出刺刀置其头，欲杀之。陈氏宁死不就，毅然引头就刀。 邑北周家大湾周X润之遗孀叶氏，年廿八岁。1939年3月26日，敌军至其村打掳，被敌捕获，欲淫污之，叶愤而坚拒不从，致被杀死。” …… 1939年10月16日，隔蒲潭吴家村上演了一幕婚事变丧事的人间惨剧。 这一天，是新郎吴开之、新娘白华仙新婚后的第三天。按乡俗，这天早晨，新郎便陪着装束华丽的新娘，欢欢喜喜地踏上了“回门”（回娘家省亲）的路。不料，正碰上一群日寇到该村打掳。日寇顿时像饿狼发现了小羊般，狞笑着朝新娘家围了过来。见势不妙，情急之下，还没来得及向父母问安的白华仙，转身打开堂屋后门，纵身跃入深塘…… 在梦泽大地，像白华仙这样的悲剧，何止百十，仅《史料》所记载有真名实姓和时间、地点、情状俱详的被逼投水溺亡或悬梁缢亡者，还有如： 城西黄湖村张X林之妻钟氏（年三十，溺亡）； 黄渡沟陶X江之妻包氏（年四十八，溺亡）； 黄渡沟附近周家村后港周X志之妻董氏（年五十，溺亡）； 北乡十里铺小许村许X梅（年三十，溺亡）； 隔蒲潭上湾村寡妇栾殷氏（年卅二，缢亡）； …… 面对灭绝人性的日兽，这些同胞姐妹们，以勇敢拥抱死神的方式，来决然拒绝日兽的玷污，来捍卫生命的纯洁与尊严！她们柔弱而又刚强，卑微而又伟大；她们的死，惊天地，泣鬼神！ 云梦人民的好儿子——抗日英雄朱道平在他的回忆录中，还记述了一起世所罕见的“父女投水”的惨事: “这年（即1938年，作者注）农历九月，有一天，在云梦县伍洛寺东面三集店，一个年仅七岁的女孩，遭到日本鬼子轮奸后奄奄一息，小女孩的爸爸悲愤至极，在住房被烧光、衣物被抢光的情况下，他感到再也活不下去了，竟然抱起女儿一起投水自尽了，其悲惨情景，真令人目不忍睹。” “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相对于日寇在云梦犯下的滔天罪行，我深感这愤激霹雳的千古名句，也显得太过苍白无力。 樱花啊，樱花！我仿佛看见每一片飘落的花瓣，都是浸染着同胞鲜血的滴滴红泪！ 五、起来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面对日寇的野蛮侵略和残暴统治，陕北延安凤凰山窑洞的灯光，给黑夜里的中国传递着一束束光明，宝塔山上高高飘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为全民族团结抗日救亡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巍巍宝塔山，与京山县的八字门、小焕岭，与大悟的白果树湾遥相呼应！悠悠府河水，与浩浩黄河在一齐咆哮，一齐怒吼，一齐翻腾！ 1939年4月30日的夜晚，是一个轰动豫鄂边区的“荣威之夜”。 是夜，陶铸亲率应城抗日游击大队近四百名勇士，绕道我的家乡——清明河官渡，成功夜袭日伪盘踞的云梦城。经过一番激战，击毙日寇15人、伪军7人，生俘日伪30余人，缴获枪支50余条，弹药10多箱。这一战，在豫鄂边区首创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胜利攻克敌占县城的先例，狠灭了敌人的威风，给所有挣扎在日寇铁蹄下的人们以巨大鼓舞和振奋。 “我们在大洪山上!我们在大洪山上!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 得胜凯旋的勇士们洒下的一路歌声，仿佛还回响在历史的天空。 1939年秋，中共豫鄂边区党委派遣应城抗日总队的徐休祥同志，率一个连的革命武装到云梦开辟新区，有力推动了我党此前已在胡金店地区率先发起的民众救亡组织——“抗日十人团”，如野火春风，迅速燎燃梦泽大地。许多不愿做奴隶的梦泽儿女，义无反顾地投奔新四军，加入抗日游击队、敌后武工队，与日寇及其汉奸走狗们展开殊死斗争。云梦地区的游击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最盛时期发展到一万多队员，形成了县有直属游击大队，各区有小队，各乡也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抗日组织的局面。 从1939年春开始，新成立的中共云梦中心区委领导本县地方抗日武装，全力配合李先念同志率领的豫鄂抗日游击挺进纵队，逐一消灭了盘踞在云孝边境的胡翼武和云梦境内的贺承慈、徐葆桢等恶霸豪绅和土匪汉奸武装，为广泛动员和组织抗日民众运动，打开了崭新局面。我党的基层政权逐步建到了日伪的据点边，活动穿插到了敌人势力范围之内。 到1941年夏，除了云梦城内没有我方政权外，其余21个乡都有我抗日的乡政府；全县231个保，我方就占有220个。梦泽大地成为当时豫鄂边区可靠的抗日后方之一。对此，尽管是当时的国民党云梦县政府编纂的《史料》，也不得不尊重基本史实，做了这样颇值得玩味的记述：“自县境沦陷后，敌伪占据县城，新四军控制乡间，我中央（即国民党，作者注）政府只能相机活动。其实，当时本县有三个政府，一为伪组织县政府，一为共产党新四军政府，一为我中央县政府……”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抗日救亡斗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在梦泽大地得到具体而生动的展现! 上天欲使你灭亡，必先使你猖狂！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读《终战诏书》的消息，随着电波穿越积郁已久的沉沉阴霾，瞬间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黎明必定驱散黑暗，正义终会战胜邪恶！ 然而，对于梦泽儿女来讲，苦盼了七年才到来的这一胜利时刻，它的脚步是何等的缓慢，缓慢得令人备受煎熬；用无数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这一胜利时刻，令人欣喜欲狂的同时，又是何等的令人痛彻心扉。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我仿佛看见无数个赵志诚、张鹏程、龚华名们，一一化作了寥廓天际的璀璨星辰，八十多年来，一直在默默地凝视着这片深情的土地。 六、“上云梦，赢未来！” “秋风萧瑟今又是，换了人间！” 时光流转八十余载，梦泽大地早已像一只浴火重生的金凤凰，惊艳了荆楚，惊艳了国人，惊艳了世界。 2024年11月4日，适逢云梦沦陷86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亲切视察云梦，忽如一场春风化雨，深深滋润着涅槃后的一派生机勃勃的梦泽大地。深受鼓舞的梦泽儿女，用满怀豪情和坚定自信，向世界发出了诚挚邀请和豪迈宣言—— “上云梦！赢未来！” 受家乡这一时代强音的感召，我怀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特地回了一趟云梦，在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曲阳古镇的怀抱中踯躅、徘徊，试图从她一条条血管似的新街古巷中，寻觅她曾经创巨痛深的伤口遗痕，感触她渡尽劫波、阅尽沧桑之后的体温和脉动。 我一路看，一路思，一路默默地自问：在历史的长河中，八十多年不过弹指一挥间，但是，现在还有多少人知晓： 如今书声琅琅的县实验小学校园（大部），和大家常常聚在那儿咪着早酒、大快朵颐地享受着三鲜汤、猪油饼子和米粑包油条等各种美食的地方，就是当年被寇机炸得“血流成渠”的小南门、大南门？ 如今商店林立、霓虹闪烁的曲阳路（中段），就是当年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的玉带街？ 如今流光溢彩、车水马龙的建设路（中段），就是当年日寇荷枪实弹、横冲直撞的西正街和白布横街？ 如今为千家万户传递光明的城关供电所之附近，就是当年日寇凶残屠杀革命者和老百姓的刑场——城北“义地”？ 更有多少人知晓，如今新潮浪漫、人潮涌动的万维商业步行街的土地上，就是当年日寇在云梦的大本营——“红部”及其土牢、水牢、慰安所之所在地？！ …… 作为梦泽儿女，我们有没有猛然痛心地发现，那些平时在影视作品里看到过的充满血腥的恐怖场景，和见证屈辱与兽行的场所，八十多年前，竟然在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上真实地发生过、存在过呀？！ 这一切，的确离我们愈来愈远，远得仿佛遥不可及的天外黑洞，令人感到虚无；却又一直离我们很近，近得似乎可以嗅到令人窒息的血腥味，可以听到令人心碎的哀嚎声。这哀嚎声里，或许就有与我、与你、与他血脉相连的亲人，在生命的最后那一刻从胸膛深处迸发出的啊！ 我们可以忘记那些侵略者及不肖子孙的名字，因为他们是恶魔，是衣冠禽兽，是可耻、可恨、可怜的走狗，根本就不是人，不配作为人才可享有的名字。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赵志诚、张鹏程、龚华名……等等用热血染红这片土地的革命烈士们；决不能忘记徐休祥、蔡松云、孙耀华、娄光琦、安天纵、朱道平、饶明太、舒赛、钟以彦、李育民……等等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鬼子的头”的中华脊梁；决不能忘记那段漫长的、屈辱的、鲜血淋漓的惨痛历史。我想，这绝不是为了唤醒伤痛，更不是为了延续仇恨，只是为了避免应验一句振聋发聩的忠告——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君不见，樱花掩映的靖国神社内，不时有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魅影幢幢、香火暗烁？ 君不闻，波诡云谲的东瀛浪涛中，不时夹杂“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喋喋梦呓、汪汪狂吠？ 然而，我要再次引用江城先生的话，来告慰所有血沃梦泽大地的抗日英烈和民族英雄们，告慰无数惨死于日寇屠刀下的先辈乡亲： “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 我相信，他们九泉有知，定会感到无比欣慰！
因为，他们用鲜血浇灌的土地，如今已开满和平之花；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家园，如今正书写着盛世华章！
因为，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
因为，梦泽大地的明天一定会更加幸福美好，更加辉煌惊艳！
作者简介：高乔明，孝感市市直某机关退休干部。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青年文学家南国文学社作家理事会副主席。著有散文诗歌集《飞鸿雪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