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炬是一位善于写长篇小说的作家，他的《正是银杏叶黄时》《庭审在即》《风雨尖山村》都是数十万字的大部头。当他的短篇小说《洑水港的女人》放在我的案头时，我方觉得他的中短篇小说也写得非常好。原来中短篇才是长篇小说写作的基础。《洑水港的女人》以民国初期的风尘女子的命运来反映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物长廊中，风尘女子形象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而复杂的位置，从老舍《月牙儿》中被迫沦落的母女，到张爱玲《半生缘》中顾曼桢的悲剧命运，再到苏童《妻妾成群》中在男权牢笼中挣扎的女性，这些形象不仅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更承载着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思考。《洑水港的女人》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和锐利的社会洞察力，为这一文学传统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部作品通过秦素婉这一风尘女子的命运轨迹，展现了民国初期中国乡土社会中女性在欲望、权力与道德夹缝中的生存困境。它既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女性命运的忠实记录，也是对普遍人性困境的深刻探索。在这个意义上，秦素婉的故事超越了时空限制，成为所有在压迫中挣扎者的精神隐喻。
吴炬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具有很强的社会隐喻性。在《洑水港的女人》中，女性身体绝非单纯的生理存在，而是承载着多重象征意义和精神隐喻。秦素婉的身体经历了一个从被掠夺到反抗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恰恰映射了民国初期社会底层女性的普遍命运。小说开篇即以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场景震撼读者：方也用“一杆尺长的烟枪去捅她的私处”。这一暴力细节不仅揭示了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绝对控制权，更象征着传统社会对风尘女子的系统性摧残。值得注意的是，烟枪这一意象的选择颇具深意——作为鸦片吸食工具，它暗示着秦素婉的身体如同被消费的毒品，既被社会所渴求又被道德所唾弃。这种矛盾态度恰恰反映了当时社会对风尘女子的普遍认知：她们是欲望的对象，却也是罪恶的化身。
秦素婉对自身身体的认知变化构成了小说的一条重要心理线索。“世上的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这一内心独白，展现了她初期对男性群体的整体否定，这种否定源于无数次身体被物化的痛苦经验。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叙述者随即揭示了她矛
盾的心理状态：“天生又离不开男人。就像上瘾的鸦片，明知它可怕，却又好着那么一口。”这种心理机制呈现了长期压迫下女性主体性的扭曲形态。在怡红院这一微观社会场域中，女性的身体被彻底商品化了，秦素婉的“红极一时”恰恰建立在其身体被不断消费的基础上，这种“红”不是荣耀，而是耻辱的印记。
秦素婉的生育困境增强小说人物的悲剧性。小说通过多个细节强调了她“依旧瘪着不见起形的肚子”，这一生理特征在传统社会语境中直接等同于女性价值的缺失。老妈的话一针见血：“身为女人，肚子早晚没有个动静，终究枉为一场女人。”这种将女性价值简化为生育功能的观念，构成了压迫秦素婉的无形枷锁。值得思考的是，小说从未明确说明不孕的责任究竟在秦素婉还是金福海。这种模糊处理实际上暗示了无论原因如何，社会谴责的矛头永远指向女性。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女性身体不仅被欲望所侵占，更被赋予了超出其生理功能的文化重负。
在《洑水港的女人》中，作家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秦素婉塑造成一个完全被动的受害者。随着情节发展，我们看到了她身体反抗的萌芽。携带剪刀前往怡红院的举动，尽管最终没有实施，却标志着反抗意识的觉醒；而与金牛的关系，虽然始于胁迫，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她对身体的自主支配：“每见到他那高大威猛的身躯，都会莫名地有了心动感觉。”特别是小说结尾处，她对方也的反抗——“她猛地照着方也就是一耳光”，这一动作虽然招致更残酷的报复，却象征着被压迫者尊严的瞬间闪光。通过这些细节，吴矩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复杂的事实：在极端压迫环境下，女性反抗可能以扭曲的形式出现，却依然值得被看见和理解。
吴炬的小说构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在《洑水港的女人》中，性别压迫与经济压迫、阶级压迫相互交织，形成了多重压迫结构。秦素婉的悲剧命运正是在这样的桎梏中被一步步确定。小说中的三位男性——金福海、方也、金牛——分别代表了不同形态的男性地位或权力，他们与秦素婉的关系构成了三种截然不同却又本质相似的性别压迫模式。
金福海作为秦素婉的丈夫，体现了家庭内部的性别专制。他们的婚姻建立在买卖关系之上——金福海“在她身上花了不少的银子，直到将她追到手。”这句话赤裸裸地揭示了婚姻的商品本质。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秦素婉无法生育时，金福海“把秦素婉一人丢在家里，自己在外继续寻花问柳。”这种双重标准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传统婚姻制度对女性的不平等要求。小说中那些“淫浪的尖叫声”和“床头疯狂撞击墙壁的声音”，表面上看是性爱描写，实则揭示了家庭这一看似私密的空间如何成为性别压迫的隐秘场域。
方也则代表了资本与性别权力的共谋关系。作为涢港船行的老板，他不仅掌握经济资本，还通过与自治军的勾结获得政治庇护。小说详细描述了他如何“凭借自治军的势力撵走了涢港船行的老板金昆霖”，这一过程展现了民国初期地方势力如何通过暴力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在这样的背景下，方也对秦素婉的侵犯就不仅仅是性骚扰，更是权力炫耀的一种方式。他所谓的“高薪请夫人到船行做事”，实则是将职场异化为性压迫的新场域。
金牛的形象最为复杂，他同时具有压迫者与反抗者的双重身份。作为农协成员，他代表着对现有权力结构的挑战；作为男性，他却重复着与金福海、方也相似的性别暴力。他闯入秦素婉家中用枪威胁的情节，与方也的侵犯形成了微妙的镜像关系。尽管小说试图通过“跟她上过床的女人都死了”的神秘传言赋予金牛某种超自然魅力，但无法掩盖一个事实：他对秦素婉的所谓“拯救”依然建立在暴力和控制的基础上。这种复杂性使金牛成为小说中最具现代性意味的角色，证明了即使是在反抗压迫的过程中，压迫结构也可能被无意识地复制。
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秦素婉的生存策略值得深入分析。她游走于不同男性之间，时而顺从，时而反抗，展现出被压迫者复杂的应对机制。她对金福海的容忍、对方也的短暂屈服、对金牛的矛盾情感，都不能简单理解为道德堕落或意志薄弱，而应视为特定环境下无奈的生存智慧。小说中一个极具深意的细节是老妈的建议：“既然他成全不了你做一个女人。你还是要学会偷腥。”这番话表面上鼓吹不道德行为，实则揭示了在正式制度无法提供保护时，边缘人群如何作出非正式的抵抗策略。秦素婉的悲剧在于，即使这样的策略也最终无法为她赢得真正的解放。
吴矩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与象征体系上有自己独特的的艺术构建。在《洑水港的女人》中，作者展现出了精湛的叙事艺术，通过多层次的象征体系和复杂的结构安排，将一个看似简单的风尘女子故事提升到了社会寓言的高度。小说的叙事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循环特征，这种循环不仅体现在情节安排上，更渗透于意象系统中，共同构成了作品独特的美学品格。
小说《洑水港的女人》在时空结构上进行了精心策划。故事从秦素婉被方也侵犯后的心理状态开始，通过倒叙和插叙逐渐揭示她的前史，最终又回到与方也的对抗，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循环。这种结构暗示了秦素婉难以逃脱的命运轮回。更具艺术匠心的是，小说中关键情节大多发生在夜晚或密闭空间，如卧室、船行办公室等。这种空间安排强化了压抑感和窒息感，象征女性生存空间的逼仄。而金牛湾这一地点的反复出现，暗示着可能却永远无法到达的救赎。
小说《洑水港的女人》构建了一套丰富而统一的象征系统。烟枪、剪刀、酒、旗袍等物品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每次出现都承载着更丰富的意义。以酒为例，最初是方也强迫秦素婉喝下的是控制工具。从方也的花言巧语“夫人花容月貌，竟然有如此厨艺。方某有幸一饱口福。来，方某敬你一杯。”到丈夫金福海狠声劝诫“就是一杯药，你也得喝下。”酒后来成为她与金牛亲密关系的媒介，最后又变回方也实施侵犯的道具。同一物品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的变化，巧妙地反映了人际关系的流动性。同样，旗袍这一意象既是中国传统女性气质的象征，又成为性暴力的对象。当方也将酒洒在她的旗袍上并“舔了舔”时，服饰已不仅是服饰，而成为女性身体的替代物和欲望的投射屏。
小说《洑水港的女人》的结局处理是耐人寻味的。小说最后一段突然转入全知视角，以传闻方式交代秦素婉与方也的死亡：“金福海的女人跟涢港船行的老板方也昨晚竟然赤裸着，双双死在涢港船行那张宽大的床上。”这种抽离的叙述方式与开篇的个人化视角形成强烈对比，暗示个人悲剧最终被吞没在社会舆论的漩涡中。更值得思考的是死亡的暧昧性——我们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成为作品意义的组成部分，读者不得不参与解读。结局的突然性也打破了之前的叙事节奏，如同一声戛然而止的尖叫，留给读者无尽的思考空间。
吴炬在小说《洑水港的女人》最终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充满矛盾的人性图景。秦素婉的悲剧命运似乎早已注定，从被遗弃的婴儿到怡红院的头牌，再到金福海的妻子、金牛的占有和方也的受害者，她的人生轨迹如同被预设的程序，每一步都朝向更深的坠落。然而，正是在这种看似无望的黑暗中，作家让我们瞥见了人性光亮的瞬间：那一记打在方也脸上的耳光，那一次对金牛的主动拥抱，甚至是最终神秘的死亡选择。所有这些都暗示着即使在最极端的环境中，人的主体性也不可能被完全消灭。作家以尊重而非猎奇的态度描写秦素婉的经历；通过内心独白赋予她主体性；在呈现暴力的同时不剥夺其反抗能力。这种写作理念在如今文学创作中依然具有示范意义。
作者简介：张世鑫，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孝感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安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入选多个版本文集并多次获奖。出版个人文学评论集《观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