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近三十年的岁月风沙，足以将许多人和事悄无声息地风干并堙没于人们记忆的深壑，但我却始终忘却不了他。只因他是一个集功罪、荣辱、贫富、悲喜、苦乐于一身的人，一个卑微如一粒尘芥却又带有传奇色彩的人，一个承载着一段沉重的历史记忆并给人以许多深刻启迪的人。
一．高家河、四平街
发源于随州大洪山东北麓的四百里涢水，向东南流至古德安府——今安陆市城区后，被称作府河，然后，一路扭头南奔，在东距云梦城四五公里外的西岸滩头，哺育了一个秀美的小村庄——高家河。
大约在清同治年间，村中有位龙康公，世代都在府河岸边过着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虽说无缘功名富贵，但人丁兴旺，瓜瓞绵绵。他育有四子，其中三子曾道传子大发，大发传水宗（后更名为亚斌）、银宗、桂英、连宗三子一女；次子曾先，即我的曾祖父，成年后被舅家招为上门女婿，在下刘村（湾湖刘）扎下根来，开枝散叶。
到了民国初年，兵连祸结，社会急剧动荡。不安于土里刨食的大发公壮着胆子走出高家河，到外面闯荡谋生。后来，在云梦县衙谋得一份衙役的苦差事。待攒了点钱后，便在县儒学旁盘下一间安身之所，将妻儿从乡下接到县城一起生活。
大发公的长子亚斌天赋异禀，有过目成诵之才，自然被寄予光耀门庭的厚望。他在上完私塾后，接着又接受新式教育。甫一长大成人，便被送往云（梦）应（城）交界的商贸重镇——两河口的一家大商行做学徒。因博闻强识，精明能干，只几年功夫，就当上了掌柜。此时，喜不自禁的大发公已为他张罗一门亲事，朝夕憧憬着含饴弄孙之日早些到来。
时光的脚步匆匆迈入1937年。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这是一个铭刻着屈辱、浸透着血泪的年份。
正当他在商场踌躇满志、顺风顺水之时，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国之不存，何以为家？我是长子，理应替兄弟们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于是，他毅然弃商辞家，只身来到当时的抗战政治中心武汉，寻求报国之路。当得知一批批爱国青年正在投奔高举抗日大旗的延安“那边”（中共中央）时，他眼前一亮，兴奋不已，于是也约好了几个热血青年，准备结伴前往。
就在即将启程的前夕，他在武昌街头徘徊，突然邂逅一位多年未曾谋面的同乡同学。这将是一次美好而又致命的邂逅。
一阵惊喜和寒暄之后，两颗血脉偾张的心立刻在一起激荡起来。孰料，当对方了解到他此行的目的和打算时，脑袋却摇起了“拨浪鼓”。老同学劝他，当下是国共合作抗战，无论在哪儿都是为国效力；国民党刚刚新设了一个“战干团”，其一团就在武昌，眼下正忙着招生，你又何苦舍近求远呢？再说，即使千山万水到了“那边”，人家要不要你还是瓢把上的事情——险着哩！老同学还告诉他，云梦老乡彭克定将军任战干一团第二总队总队长，已有许多云梦青年通过彭的关系考进了“战干团”……
犹豫、苦闷、彷徨、无助。在时代和政治的岔路口，他做着艰难的权衡与痛苦的抉择。最终，他还是接受了老同学的建议，打消了投奔延安的计划，就近报考“战干团”，成为珞珈山上战干一团第二总队的一名新生。
“战干团”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是国民党政府1938年初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由蒋介石亲自兼任团长，先后共设四个团，皆以黄埔军校校歌为团歌，其各期毕业生的学籍并入中央军校，即人们通常所称的黄埔军校。
1938年8月5日，在武汉大会战的隆隆炮火声中，战干一团第二期训练班匆匆举行结业典礼。他当面接受了“蒋团长”的训话和所赠的“军人魂”短剑一柄，学籍叙列中央军校第十六期第十九总队；旋即被派任国民革命军第71军某新兵连连长，先后奔赴豫东、滇西等火线，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斗，展现出了一个中国军人应有的勇敢。后被擢升为新兵营营长。
倘若命运之舟在闯过这一段惊涛骇浪之后能及时抛锚靠岸，倘若从此化戈为犁、不再兵戎相见，接下来，他的人生想必将是一路鲜花簇拥。
然而，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内战”的逆流将他卷入了死亡漩涡。他被死死地绑在蒋家王朝的战车上，疯狂奔往东北重镇——吉林四平，参加了顽抗东北民主联军的四平战役。
四平,位于松辽平原中部,是连接东、西、南、北满的重要交通枢纽，是长春南面的战略屏障，更是夺取整个东北的战略咽喉。正因如此，林彪遵毛主席“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电令，决心集重兵与敌“决一死战”。
在历时两年多的“四平战役”中，他吃尽了我军“围城打援”的苦头。在饥饿、严寒、疾病和死亡的威胁下，他逐步醒悟到与人民为敌的下场。他曾多次试图逃跑，试图倒戈，但都未能得手。
末日来临于1948年3月初的某天深夜。
刀子般的寒风裹着霰雪肆虐着大地，四平的夜空突然被呼啸的炮弹划出千万条炫目的弹道，隆隆的爆炸声直震得地动山摇，东北野战军（原东北民主联军）以十万的绝对优势兵力，向四平街（城）内被围困多日的两万余顽敌发起总攻。支离破碎的掩体中，连日高烧不退的他，精神陷入一片恍惚。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突然，他歇斯底里一阵狂叫，倏地从死人堆里一跃而起，顺手拔出随身佩戴的“军人魂”，猛地朝自己的胸口捅了进去，顿时鲜血直涌。他昏死过去。
然而，不知是死神动了恻隐之心，还是要故意折磨他。利刃正好擦心脏而过，只将胃捅了个大窟窿。他没能遵蒋校长的训令杀身“成仁”，立刻“回家”，却迷迷糊糊地在一片排山倒海般的“缴枪不杀”的声浪中，成了东北野战军的一名伤病俘虏。后来，我军的革命人道主义为他捡回了一条命。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彻底挫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图谋，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刚从死神之手侥幸逃脱不久的他，被再次收押，初定为处以极刑。
面对死神的降临，他惊魂出窍，万念俱灰，恍然看见黑魆魆的地狱之门正在为他徐徐打开。
然而，峰回路转。鉴于他在抗战中的出色表现和被俘后的真诚悔罪态度，最终，人民政府依法将他宽大处理——投往沙洋监狱农场劳动改造。此时，再次绝处逢生的他，虽无“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欢欣浪漫，但对共产党、对新社会却油然而生“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感恩报德之心，暗暗下定决心向旧我告别，重做新人，将功赎罪。
1964年秋，他刑满释放。因户口不能回落县城，只有投亲来到下刘大队五小队。从此，我便有了一个与我的父亲共曾祖父的既头戴“历史反革命”黑帽子、又笼罩着“黄埔军校”神秘光环的堂伯。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记得路遥在他的成名作《人生》的扉页上，曾引用过柳青先生这样一句朴如松干而锐如利锥的话。
二．小茅庐、大学堂
落户五队后，他的安身之所是一间地道的茅庐。
这是由我堂兄春林哥牵头、堂姐夫水庆无偿提供其园场作地基，并倚其房屋南墙而搭建的一间坐西望东的“一坡水”。其庐顶以麦秆为瓦，东西南三面以麻杆为壁，面积大约十二三平方米；中间隔一麻杆横壁，前垒一口小土灶，后面正好置一张单人床。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水庆哥起新房地基不够用，春林哥又张罗着给他在队屋北面的湾湖边搭了一间房，比先前位置向阳且稍宽敞些。
那时，农村没有电视，人们一年上头才看得几场《地道战》和“样板戏”之类的电影，文化生活十分匮乏，而他在众人眼里却是一个连肠子里都灌满了墨水的文化人，因此，矮小简陋的茅庐，便变成了五队乃至全湾的“聊天室”和“欢乐场”，往往一到夜幕降临，茅庐里旮旮旯旯都挤满了来聊天的人，用如今的时髦话说，那真叫人气爆棚。
更有趣的是，在那些特殊的岁月里，队里隔三差五要在晚饭后召开批斗会。村民们有时刚在会上“批斗”了他，甫一散会却又三三两两、不约而同地跑到茅庐来听他天文地武，直到一个个呵欠连天才回家。当时胡金店区委派了个圆黑脸、嵌金牙的驻队干部老吴，发现了这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直气得金牙咬得嘣嘣响，恨不能将那茅庐点把火烧个精光。
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我对他是畏而远之的，因常常将他与电影《南征北战》里的那个“不怪国军无能，只怪共军太狡猾”的张军长画等号。由于有一层亲情关系在，接触得多了，倒觉得他不仅是个大好人，而且还是个蛮有意思的人。真正对他产生兴趣，是从他胸前的那颗惹眼的“肉球”开始的。
有年盛夏的某天傍晚，他在家打起赤膊做饭，因连日阴雨麦草受潮烧不起火，他便用半截枯竹当做吹火筒，鼓起腮帮子往灶膛里送风，随着一吸一呼，顿时，有个乒乓球大小的“肉球”在胸口跳进跳出，在闪烁不定的暗红色火光的照射下，显得十分怪异。于是，我和小玩伴便忍不住壮着胆子问他这是怎么回事。
“哈哈，这个呀，说来话长，是老蒋送我的纪念品……”突然，一口浓烟将他双眼呛出泪来。
待咳嗽完，我们便知道了神秘“肉球”的来历，继而知道了数千里之外有一个叫四平的地方及“四平战役”，知道了“国军”的腐败无能和解放军的神勇善战。接下来的许多个夜晚，他还用一个个仿佛弥漫着硝烟的故事，将我们“带到”了1931年9月18日的沈阳柳条湖、北大营，带到了1937年7月7日的宛平卢沟桥，带到了1937年8月血流成河的上海黄浦滩和12月尸骨累累的南京雨花台……
夜深人静时，他常常在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背诵古诗文。瞅着他或微闭双眼、摇头晃脑，或怒目圆睁、慷慨激昂的样子，就觉得十分有趣，十分快乐。于是，我大约在十一二岁时，就跟他背会了《滕王阁序》、《岳阳楼记》、《长恨歌》、《琵琶行》等诗文的部分章节或名句。虽然当时如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但后来却渐渐使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不知天高地厚地做起了“文学梦”。如今，我年逾花甲而忝居业余作家之列，仍能坚持在文学的大花园里挥洒汗水而乐此不疲，真应感谢那间茅庐——我的启蒙大学堂。
三．三个拿手好戏
讲故事，应该算他的第一拿手好戏。
他除了会讲三国、西游、水浒、聊斋和薛仁贵征东、杨家将抗辽、岳飞抗金等人们喜爱的中国传统故事之外，阿拉伯《一千零一夜》中的国王和王后也被他讲得鼻眼活灵活现。
他嗜烟，却连一角五分钱一盒的“大公鸡”也买不起，总将地上的烟头拾回拆取烟丝，然后用旧书报卷成喇叭形的烟筒过瘾。人们为了多听点故事，便自发地帮他捡积烟头，常常一小把烟头就能“换来”半个晚上的“故事会”。
令我至今难忘的，是一个“以联招亲”的故事。
那是有一年某个蚊虫也被热得嗡嗡哀叫的夏夜，大家又像赶大集似的，早早地拎着椅子、扛着竹床聚到他小屋门口的稻场乘凉，等着听故事。于是，他匆匆扒完饭，便欣然开讲了。
故事大意是说，古代有个员外家的小姐，满腹诗书，为了寻得如意郎君，出了一句上联：
红罗帐内，红粉佳人，红硕硕，胖饽饽，呸球，今生无意
小姐承诺，如有人对上，便以身相许。此联一出，虽不乏应者，但大都牵强附会，不入小姐的法眼。过了许久，方得一句下联，终于打动了小姐的芳心：
白壁堂中，白发老翁，白壳壳，瘦雀雀，哎呀，前世有缘
待到洞房花烛，小姐悄悄撩起盖头偷窥新郎一眼，顿觉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原来，面前的郎君确如联中所言，是个头发已经斑白的瘦汉，虽肠子都悔青了，但生米已成熟饭，不得不让瘦汉捡了个便宜。
五队北头培元爹的大儿“花胯儿”，听得涎水直流。他因小时候烫坏了大腿，且家境贫穷，正在为找不着媳妇而发愁。这时，隔壁的“活菩萨”黄大婆，作真地惋惜道：“嗨！这样的好事，要是‘花胯儿’碰到了，请亚斌哥代写个对上就好了哟！”顿时，大家一个个被逗得前仰后合，欢笑声盖过了满塘的蛙鸣。
第二个拿手好戏，是起名字。一般农村孩子起名，要么带个富字、贵字，或毛呀狗呀什么的，尽管接地气，但过于俗气且同名者甚多；而经他所起的名字，皆易写、易记、有“讲头”（内涵），并很难碰到一个同名的。据我堂嫂忠英回忆，我的堂侄女——“月娥”，是他来下刘村定居不久所起的第一个名字，而后一发不可收。我的堂外甥女——珍英姐的大女儿出生，正值毛主席逝世的举国悲痛之际，他为之起名“素嫦”，意为天上的嫦娥也身着素衣下凡来悼念伟人。不仅沾亲带故的，就是五队及湾子里其他人家添丁进口，其名字也多是拜他所“赐”。
第三个拿手好戏，就是创作楹联。他常以此明志。譬如：莫道茅庐无景色，常闻陋室有风流；茅庐常讲三分论，陋室时吟五斗诗；微尘总做蓝天梦，滴水常怀碧海心；学诸葛躬耕垄亩，效陶潜乐享田园；吉凶祸福只当梦幻，富贵荣华权作烟云；孤松喜居悬峭壁，老骥奋蹄奔遐荒……等等，我觉得这几副是他此类楹联中的经典之作。
他还常将楹联当做馈赠亲友和乡亲们的特殊礼物，深得大家的喜爱。五队共有三四十户人家，不敢说每年每户，但家家户户的门框上都曾张贴过他撰写的春联，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全队乃至湾里许多人家的孩子结婚，其婚联大抵也是出自他的手笔。
他创作楹联的高妙之处，就在于既富含传统文化的文辞典雅之美，又不落窠臼，拾人牙慧；特别是巧妙运用“嵌珠”手法，将其名字镶嵌其中，并联系对方身份特点和时事特征，既具独特个性和时代气息，又浑然天成，几无斧凿之痕；然后，泼墨挥毫，亲笔书写。其书法银钩铁画，劲瘦庄严，大有启功先生之书风。
在我的书箱中，至今还珍藏着他1993年送给我的一百多副楹联作品，是他从一千多副中精选并亲笔誊印的。其中有这样几副：
宏扬正气秉公合理
章法新风济困扶贫
善用甘泉化琼浆
慧用汗水增粮棉
国泰民安全赖四化建设
水秀山青尽凭三中方针
晓日清明光照重庆
元春烟景气蒸嘉陵
湾里的人一读便晓，以上的前三副，分别是给村里老支书宏章兄、小队会计善慧大叔和在镇上工作的国水哥写的春联。末了一副，是为晓元二叔写的。他的长子是我的发小，在重庆某名校研究生毕业，因出类拔萃而留校任教成为博导；后来走上重庆市某厅级重要领导岗位。此联不仅对仗工巧，意象宏丽，而且美好的祝愿变成了现实，真乃堪称一绝。
前年的清明节，我回老家祭祖之后，盘桓于墙倾瓦败、结满蛛网的旧居堂屋，于西面两根房柱上早已褪色发白的斑驳纸片间，依稀辨认出他33年前为我撰写的婚联。
字犹在，人已非，实在令人唏嘘。
他的这三个拿手好戏，为他赢得了好人缘，赢得了真诚的友爱和尊重。每年春节前夕，便有许多人自发地送些圆子、杂烩等年货酬谢他；待从红安他二弟家或黄陂他妹妹家过完年回了，除了自家人外，队里、湾里接他春客的也不少。对于一个曾经的“历史反革命”，一个“劳改释放人员”，这不能不说是个难得一见的“怪现象”。
四．孤独并快乐着
诚然，他在家庭生活上是孤单的、困顿的、艰苦的，但在精神层面上却是充实的、富有的、快乐的。与旧我彻底决裂了的他，其人生词典里，似乎没有忧愁、怨愤之类的词汇，爬满皱纹的脸成天笑成一颗金核桃似的。我以为，这既得益于他历经生死、阅尽沧桑之后的乐天知命与豁达淡定，更得益于他对于读书的痴迷，对于劳动的热爱，对于亲情的眷恋。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这是他劝我多读书时经常朗诵的一首诗。一年四季，农闲且不说，就是割麦摘棉等农忙时节，阅读也是他每日必做的“功课”和最大的享受。他还养成了做笔记的习惯，凡是读到好的诗文和词句都要一丝不苟地摘录下来，甚至连在外做客时也不曾懈怠。我曾收到几本他的读书摘抄，其中就有一首落款“1987年元月录于红安”的《明?唐伯虎落花诗》。
见他常为缺少新书可读而发愁，1981年冬，我曾找住在县城东正街的老同学鞠蕾，用其《借书证》在县图书馆帮他借书。从此，无论风和日丽还是雨雪风霜，他每月跋堤涉河往返十四五公里，按时到县图书馆还书借书。一来二去，引起了工作人员的关注，其中有位心地善良的小杨姑娘了解到他的特殊身份之后，深受感动，竟破例给他免费办了一本《借书证》，并待之如亲人，在生活上多有接济。后来，在他的引荐下，我也认识了小杨。她对我赞叹道：“我所遇见的如此嗜书如命的偏远乡下的读者，他老人家是第一个，而且是惟一的一个，实在太了不起！”
他常借东坡先生“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有味”的话，向我抒发自己内心从劳动中获得快乐的真实感受。经过几十年劳动改造，他不仅从一个曾经鄙视劳动、不辨菽麦的“寄生虫”，变成了一个犁耙锹锄、耕种管收无所不能的自食其力的庄稼汉。
实行“大包干”后，他在原东红学校旧址上分得半亩多复垦的承包地。他像哺养自己心爱的孩子一样成天在田间侍弄着。有年盛夏的某天上午，他打着赤膊给棉地担水粪，因身矮力衰，粪桶绊上凸起的田埂，猛地一个趔趄使粪水溅满了双腿。恰好这尴尬的一幕被我路过看见了。我赶紧安慰并劝他先去塘里洗一洗，歇会儿再干，他却幽默地自我解嘲道：“哈哈，这粪水虽然弄脏了我的身体，却纯洁了我的心灵，等抓紧干完了再洗，没啥大不了的！”
后来，小队及村上见他已年近古稀，商议将他的承包地收回，相应给予“五保”待遇，但却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劳动是我的命根子，我还干得动，哪能吃公家的‘闲饭’呢？”
他极少有生气的时候，偶尔见他恼怒了一次，是因有人闲聊时无意中说他是个“绝户头”。他像是被人掘了祖坟，“金核桃”立刻变成紫色，与那人理论起来：
“我有一大群亲侄子、亲外甥，他们个个像亲生的一样孝顺我，怎么能说我是……呢？”说着，他忽然转身进屋，手里捧出个小匣子，“你看，这是我孝感的二侄子高涛送我的收音机，贵得很哩！”
那人知道一时失言伤了他的自尊，赶紧连声赔不是。从此，再也没人这样称他了。
每年进入腊月，他就开始筹借盘缠，准备前往孝感或红安、黄陂的弟弟、妹妹家团年，就是再大的风雨冰霜，也阻挡不住他与亲人团聚的脚步。为了节省路费，去孝感总是坚持带上干粮，鸡叫头口便上路，一天步行三四十公里，双脚磨起了大水泡也乐此不疲。因为这是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朝朝暮暮的心心念念，是他不断获得生存勇气和生活快乐的重要源泉所在。
五．“病房对”与神秘的老照片
1995年秋，正是滿畈棉田银花绽放、喜摘新棉之时，他突然中风，手脚不听使唤瘫倒在田间，被自家人紧急送到清明河乡卫生院抢救。
当我从县城闻讯赶到时，他已静静地躺在简陋的病床上挂着点滴。见到我的那一瞬间，他的脸上艰难地露出了一丝笑意，但眼角却缓缓地滚落两颗豆大的泪珠。因抢救及时，他的思维还很清晰，但讲话没有先前利索。我隐隐感到，他的生命之火已只剩余烬的微光了。
入夜，病房里静悄悄的，偶尔有几只飞蛾在幽暗的灯光里扑楞着翅膀，发出嗡嗡低叹。我陪伴在病床前，与他做了最后一次访谈式的交流。他的语速虽如吊瓶点滴一般的缓慢，但却句句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您这一生觉得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走错了路，成了人民的罪人。”
“您这一生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最终成为劳动人民的一份子，见证了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
“您这一生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生逢乱世！真的是宁做太平狗，莫做乱世人啊……”
“您这一生觉得最值得羡慕的事情是什么？”
“没有战乱，天下太平，一家人团团圆圆过安稳的日子。”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您的人生，是哪一句？”
“生不逢时，误入歧途；由人变‘鬼’，由‘鬼’变人。”
“您这一生有没有最牵挂的人？譬如说……”
“有的，有的，要是生在如今这样一个太平时代，我也应该是……”
忽然，他暗淡的眼神兴奋得明亮起来，示意我帮忙从他挂在墙上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牛皮钱包，然后，他用一只微微颤抖的手，摸索着从其夹层中取出一个火柴盒大小的纸片递给我。
我赶紧接过来凑近灯泡定睛端详。这是一张两寸黑白布纹半身照，其主人是一位年轻女子。她上着藏青色立领滚边盘扣裙装，卷发齐耳，五官清秀。虽然画面有些泛黄褪色，但依然能够使我强烈地感受到主人优雅与时尚的气质。
“她就是我的夫人，叫张素兰，东北人，自从我当了俘虏之后，便天各一方，杳无音信了，不知她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也不知我们的……唉！”
当时，我简直惊掉了下巴！我不知道，在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和一场场暴风骤雨之后，这帧照片是如何得以保存下来的。但我却知道，他能笑对命运的无情捉弄而脱胎换骨、由“鬼”变人，一定还有来自这帧小小照片的神秘力量。我还设想，如果不是战乱，或许他会成为一个富甲一方的商人、实业家，或者成为一个满腹经纶的教授、学者；如果不是战乱，今晚陪伴在他床前的，一定是他的老伴，还有他的……
汹涌澎湃的时代洪流啊，微如蝼蚁的芸芸众生在你面前，该是何等的渺小和无助；不经意间，你改写了多少人的命运，编导了多少人间悲喜剧！
那一夜，月光平静如水，草虫窸窣如诉。
六、背影留下的沉思
他的病情稳定之后，应其心愿，我弄了一辆七座的商务车，同连宗三叔及其子——我的堂哥高波一起，将他护送到了黄陂姚集的桂英堂姑家疗养。
次年——1996年仲夏，他告别了人世。一曲由时代编导的命运悲喜剧永远落幕了。
我和波哥闻讯赶往黄陂，与红安的幼星等堂兄弟们和黄陂的表哥表妹们一道，用一台破旧但清洗得干干净净的手扶拖拉机，将他的遗体送往红安殡仪馆火化。
一路上，山道曲折坎坷，我们围坐在竖起的窄削的挡板上，双手紧攥其上沿以减缓坠落之危和颠簸之痛。“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当我含泪目送缕缕升腾的青烟化作一朵悠悠飘荡的白云，缓缓地消失在遥远的天际时，我的眼前，忽然闪现出某个满地飘着落叶的秋夜，他在背诵《葬花吟》这两句诗时潸然泪下的情景。
岁月无声，转眼流年暗度已逾二十九载。最近，为了弄清他来人世间的确切生年，我先后特地打电话找幼星堂弟、陈玲表妹了解，结果一无所获；继而忽发奇想，分别找沙洋监狱和云梦公安及档案馆的朋友，期望从他们那儿寻得鳞爪之痕，也以失望而告终。最后，我忽然想起我母亲生前在他病倒时对我说的一句话：
“唉，遭孽哟，80岁的人了，还在田里做事，这一病恐怕……”
据此推断，他大致出生在1915年，即民国四年；行年81个春秋，
也算是享得高寿了。倘若以上所推断的生年确实，那么，今年就应该是他110周年诞辰。
虽然他踏云而去近30年了，但我却还常常禁不住回望他那越来越被时光模糊了的孤独的背影。因为在他孤独的背影上，不仅写满了荣辱、祸福、悲喜、炎凉、沧桑和无常；而且，还清晰地叠印着新旧两个大时代的缩影。
这背影常常让我解读到许多浅显而又深刻的人间至理。或许因其浅显，加之国家承平日久，往往容易被过惯了太平日子的我们所忽视，所不以为然，甚或嗤之以鼻。譬如：在评价一个时代时，最公正的尺度，兴许不是它造就了多少英雄，而是它如何对待那些最卑微的生命；而国家太平、社会安定才是普通老百姓获得最起码的人格尊严不可或缺的前提，也是他们最大、最普惠、最廉价的福祉。再譬如：对于时代而言，绝大多数的平凡个体常常犹如被风暴裹挟的一粒沙尘，自己的命运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被时代眷顾或捉弄；而如今，我们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再也无人胆敢欺侮的强盛国度和太平富足的伟大时代，该是何其有幸，何其有福啊！……
行笔至此，我忽然想起十多年前江城先生在他的鸿著《历史深处的民国》一书的结束语——
蓦然回首，已是六十载的沧桑，是非恩怨早已随风吹雨打远去。
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老百姓真正盼望的是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整部民国史，充满了老百姓的血泪和呻吟。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大地能就此不见兵戎，不动干戈，才真正是民族之幸、苍生之幸！
幸而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一百年前那个任人敷衍、任人欺辱的国家，全体国民的奋发和付出，几代人的忍耐和努力，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底气。之前的血债都会让侵略者们吐血来还。但请朋友们记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天涯还是海角，中国是唯一一个靠得住的、可以保护中国人民的国家。随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大，这个能力还会越来越强。
我很庆幸生于此时，能够跟伟大的中华民族一起经历复兴时代。
愿你我有生之年，再见中国君临天下。
诚哉斯言！感谢江城先生道出了我的心声。
【作者简介】高乔明，湖北省云梦县人，孝感市市直某机关退休干部。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青年文学家南国文学社作家理事会副主席。著有散文诗歌集《飞鸿雪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