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语境下现实主义的拓展与深化
——2022年湖北文学创作综论
2022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科学谋划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其中对新时代文艺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和新要求。湖北作家自觉肩负历史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胸怀“国之大者”，秉持现实主义精神，潜心深入火热生活，敏锐感应时代变化，不断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向着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最生动处开掘，以充沛的激情、细腻的笔触在本年度创作了大量弘扬时代主旋律、表现时代新气象、具有独特美学品质的优秀作品，同时进行着多样化的文学探索，在攀登新时代文学高峰征程中烙下了坚实的湖北足印，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继续贡献着湖北文学力量。
一
时代镜像与个体命运
文学作为时代的镜像，既是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和记录，也包含着对时代精神的体认、提炼与升华。湖北作家秉持现实主义精神，向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敞开，努力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从时代脉搏中感悟文学脉动，聚焦时代之变和中国之进，关怀社会民瘼，关注个体命运，反映沧桑巨变，揭示人间正道，刻画民族灵魂，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展现了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随着脱贫攻坚胜利收官和乡村振兴全面展开，湖北涌现了一批表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有的全景观照，追求史诗品格；有的小处着手，以求见微知著。陈应松的长篇小说《天露湾》以较为宏阔的视野，书写了一部江汉平原农民通过奋斗实现脱贫致富的新创业史。该作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为背景，讲述共产党员洪家胜父子和乡村能人金满仓父女两家人两辈人通过艰辛努力，打破长江以南不能种植葡萄的定论，成功发展壮大葡萄产业的故事。作家聚焦乡村日常生活，将创业线索与情感线索并置，描写农民的喜怒哀乐与人情冷暖，在沸腾的“人世间”中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新农民形象，展现了他们在致富奔小康的征途中迸发出的开拓精神与创造活力。其中对于荆江流域道德风尚、民俗风情和地域文化的描绘，增添了小说的地方色彩。在这部小说中，陈应松努力寻找历史逻辑和伦理逻辑，以“再故乡化”（李敬泽语）和“再陌生化”（孟繁华语），重新发现并照亮故乡，显示了艺术上的新追求。田苹的长篇小说《花开如海》真实地记录了鄂西地区一个扶贫“尖刀班”从入村调查到完成扶贫任务转入乡村振兴的全过程。该作聚焦“尖刀班”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从“情”字入手，着力表现干群情、父子情、同事情、男女情，以小见大，折射时代进步，以情动人，讴歌人性美好，唱响了一曲新时代的鄂西“情歌”。“尖刀班”的每个年轻人都拥有双重身份，既是社会生活层面的“扶贫”主体，也是人生意义层面的“扶贫”对象。作家关注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精神成长，巧妙地通过“双向扶贫”叙事，为当代文学画廊增添了新的青年形象。徐鲁的长篇儿童小说《小菊的茶山》以富水河畔三代人的生活日常为主线，刻画了老一辈人对乡土的眷恋与守护，新一代幕阜山少年的自强不息，以富有诗意的笔调真实呈现了乡村振兴进程中儿童的生存状态。陈亮、周良彪的长篇报告文学《战贫志》全景式展现了近十年来恩施州人民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塑造了一批扎根武陵山区开拓进取、勇于担当的有血有肉的扶贫干部形象。作品把触角深入到历史和文化深处，揭示了我国进行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紧迫性和历史必然性。刘益善的短篇小说《凤乡寨主》讲述农民余凤兰由拉板车收破烂起家，在文化专家指导下将生意越做越大，最后建起凤乡寨民俗旅游园的传奇故事，不仅揭示了文化可以创造财富，也凸显了文化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宜昌市文联组织张永久、温新阶、周凌云等三位作家到料桥村体验生活，三人合作完成《桥料三重奏》。其中“大地醒来”部分侧重描绘自然生态之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展示土家特有的民俗、风情；“万道霞光”部分讲述老百姓挖穷根摆脱贫困的故事，赞扬了驻村工作队、村干部的无私奉献精神；“云端上的村庄”部分则通过勾勒几个大户人家的家族史，折射了一个村庄的变迁史。该书构思巧妙，立意深远，以三重奏的方式深入解读一个世外桃源式的村庄在新时代的变迁，呈现出厚重的历史感。
改革题材在本年度仍是湖北作家关注的焦点，他们以真诚而细致的书写奏响了高亢的时代主旋律。罗日新的长篇小说《钢的城》聚焦临钢三代人在企业改革转型过程中的拼搏奋斗和命运沉浮，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的钢铁人形象，深刻地诠释了“钢之魂”——刚柔相济、百折不挠、百炼成钢的精神。作家全景式观照社会生活，做到了立足钢铁行业却又不局限于钢铁行业，在企业与行业、行业与社会、工业与城市等的复杂关系中揭示社会发展趋势和历史本质力量，由一个企业的沉浮折射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变迁历程，书写了一部坚韧不拔、勇于牺牲、奉献国家、可歌可泣的民族奋斗史。鄢元平的长篇小说《穿左门走直道》讲述《侠世界》期刊社在改革浪潮中的探索、辉煌、挫折与转型，真实记录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期刊改革发展的艰辛历程。作家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刻画了龙昆仑、王道等一批文化企业改革者的形象，写出了他们的热血、困惑、彷徨与抗争，既批判了职场斗争中的人性丑恶，也张扬了永难舍弃的兄弟情谊。作品融合了严肃文学、通俗文学和网络文学的优长，在追求小说的可读性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
文学在记录重大社会历史事件时并非总是“刻板的”，往往会融入作家强烈的个体性体验，因此其“发现”会穿越时空的烟尘，焕发出独特的光芒。於可训的中篇小说《三十功名》具有浓郁的自传色彩，饱含深情地讲述了恢复高考后一对而立之年的夫妻参加高考的温馨故事。小说借重温40多年前一代人的命运转折回顾一段特殊历史，在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同时凸显了人性的美好，也再现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陈刚的中篇小说《城防图》从一个特殊视角讲述解放战争中的英雄故事——中共间谍“锥子”两次智取宜昌城防图，不幸壮烈牺牲。小说叙事冷峻凝练，充满悬念，善于通过细节刻画人物性格，更难得的是文字间洋溢着温暖的人性关怀，在谍战小说中显得别开生面。舒辉波的长篇儿童小说《老狼老狼，几点钟》是其“战争与成长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以儿童小杏子、少年周卓然和青年女教师锦瑟三人的视角交替叙事，选取敌占区五天之中的几个关键时间节点展开叙事，表现了中国人的机智、勇敢与家国情怀。小说以儿童的天真反衬战争的残酷，以轻逸书写沉重，文字间弥漫着诗意，别具艺术感染力。戴劲松的长篇报告文学《筑路苍穹》立足世界经济发展和中国发展转型升级的宏阔视域，以史家的严谨态度和新闻笔法精心处理汗牛充栋的材料，生动地还原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鄂州花湖机场工程建设全过程。作品通过大量鲜活的细节刻画了历史中的人——鄂州人民的群像，展现了新时代奋斗者克难奋进的精神风貌。肖静的长篇报告文学《连云山的铃声》关注教育问题，讲述了“单师学校”的主人公胡厚兴近半个世纪扎根山区、教书育人、无私奉献的故事。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崇高的师德不变，高尚的灵魂不变，普通小人物拱起了民族脊梁。
湖北作家依然重视对个人生命史、家族史的书写，从泥沙俱下的历史洪流中打捞出“这一个”来，吹沙见金，折射社会曲折向前的求索进程和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刘诗伟的散文集《人间树》是本年度散文创作值得重视的收获，该书描绘江汉平原上土生土长的各种“树”的形象，以及与“树”相关的日常世俗生活，呈现出“不同流俗的平原美学与家族史叙事特征”（刘保昌语）。这些“树”既是大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个体生命的参与者，它们与大地上的人们构成“对话”关系，进而获得情感和意义。作家以“树”的意象勾连全书，写出了普通人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对日常烟火人生的挚爱，揭示了生命的坚韧与生生不息，既对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前现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表达了忧思，也对个体生命寄予深切同情与怜悯，因此，该书不仅是成功的自然文学写作，更是独具美学追求的社会历史写作。谢络绎的长篇小说《生与死间的花序》以追踪一幅画为线索，以书中“书”的方式在现实与历史两个维度上展开叙事，通过讲述四代人的人生沉浮与悲欢离合，在历史、当下与未来的纵横交错中构建起一个宏大而绵密的艺术世界。作家并不着意于表现时代大变革及其对人物命运的影响，而是将笔触聚焦于个体生命，不断向心灵内部掘进，试图抵达生命之源，从而揭示出人物命运的某种必然，充满了深切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年轻一代作家介入现实的独特角度。范雨素的长篇小说《久别重逢》有点类似元小说，是一位打工女性用天马行空的文字写下的精神自传。它讲述了三个层面的故事，一是“我”的三次出走与历险，二是追寻父、母家族历史的源头，三是关于生命轮回的神秘叙述，构成一部多声部交响曲，既有强烈的写实性，又充满奇幻色彩。小说以一种碎片化的、跳跃性的富有诗意的叙事，追问“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将往哪里去”，书写了一部女性视角下的历史之歌与生命之歌，“成为21世纪的“生死场””（张慧瑜语）。这部作品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确证了民众“自我”叙述完全可能。
二
日常叙事与诗性超越
经过审美之眼的烛照，日常生活不仅会变得别有意味，具有历史内涵，而且会成为窥探复杂幽深人性的窗口。湖北作家在本年度的创作中继续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善于从寻常中提炼具有传奇性的因素，巧妙融合个体性与公共性，深入探索时代剧变中人的复杂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在映射生活本相的同时又穿透生活表象，追求诗性超越，不断丰富着日常叙事的美学内涵。
日常生活书写要想获得深度，必须摆脱对生活的表象化、机械化描摹和复制。湖北作家能够在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的双重视域中审视日常，在对生活素材的充分对象化中探讨生命的意义和人的救赎问题。曹军庆的中篇小说《到棋盘山顶看日出》讲述了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家族中的老大周望东在二弟殉职后被照顾进工厂当上正式工，后来成为作家，一直在写一部不断注释、永远无法完成的戏，同时也向毕生从没被家族真正尊重过的弟媳偿还心债。他深陷在伦理道德的牢笼之中，“从来没有放过自己”。与他交往密切的白韵也因丈夫精神分裂、婚姻不幸而成为“自己的囚徒”。周望东每年在二弟的忌日那天去棋盘山看日出，他们被“光线穿透身体”，在“一同燃烧”中获得短暂的慰藉，仿佛浴血重生……这部小说形象地揭示了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并以象征的方式指出了救赎之路。冯慧的长篇小说《隐痛者》关注时代之于个人命运的深刻影响，揭示了个体生存的隐疾与伤痛。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偶然的相遇与相识，勾连起两个家庭的恩恩怨怨，表达了两个孤独冰冷的灵魂如何在正直善良的人格操守中逐渐靠拢并相互救赎，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朱朝敏的《渡鸦栖息时》关注收养家庭中的伦理亲情问题，讲述女主人公和收养的问题女儿经历情感冲突与亲情撕裂，最终走向和解的故事。因为“渡鸦”的“神性光照”，“我”理解了女儿月泉，也走出了自己的情感困境。小说通过书写伦理亲情创伤以及创伤的治愈，表现当代人的心理痼疾与精神困境，具有相当的深度。李榕的中篇小说《燃烧》讲述了一个当代都市传奇：药师林欢的父亲死于医疗事故，肇事医生的儿子林风后来成为她的丈夫，两人因“家仇”离婚。多年以后，独身的林欢不得不艰难面对身为医院首席专家的前夫，还有父亲医疗事故的同谋、代理药商的儿子梁世尘，而他又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继父宋公明的竞争对手……作家延续着固有叙事风格，以人物之间的关系巧合来结构故事，凸显日常的传奇性，借此告诉读者，当亲情、爱情纠葛与职场争斗混杂在一起犹如一团乱麻时，唯有宽容与和解方能解开人生的死结。马南的中篇小说《拉珍》通过深陷情感纠葛中的“我”去采访藏族女子拉珍，讲述了一个关于自我救赎的故事：拉珍对重病的丈夫老李不离不弃，被媒体渲染成唯美、感人的爱情神话，可是她内心却苦苦地单恋着汉文老师旺久……这部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拉珍这样一个无法用传统道德来定义的复杂人物，她爱老李是出于责任，爱旺久则是放任生命之火的燃烧——这是对抗苦难生活的微光。央宗虔诚向佛启示了她，她看似处于情感分裂中，但又因“拿出所有的善意和真诚”而获得了灵魂统一。张春莹的《鹏鸟》是一部关于青春成长的小说，讲述少年鹏远赴深圳打工，不幸致残后返回故乡，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故事。鹏对远方的风景和自由生活充满渴望，但是现实并非如想象那般美好，在遭遇挫折之后，他从消沉中振作，学会了捕鱼、卖鱼，新的谋生技艺使他变得从容自信，“自己已变成一只轻盈的鹏鸟”——他所渴慕的自由，其实就在踏踏实实的日常生活之中。倪江的《逮鲢鱼的夏天》也是一则成长故事，显得更为深沉。货车司机父亲和“我”都是生活的“失败者”，为了生计我们决定去摸鱼，每次总有意外收获。有次摸到一条大鱼，回家却走错了方向，母亲唱起歌，“我”将车向南方开去，那条大鲢鱼在车厢里奋力挣扎……小说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表达了小人物的艰难生存状态以及不屈服于命运的顽强信念。废斯人的短篇小说《抵达森林中央》充满象征意味：慧芳年年来找林爷做门，希望“打开门，我就能回家”，可林爷因为心结始终拒绝做门。得知慧芳的死讯后，林爷来到森林中央，将三根剥了皮的树干简单地绑成一扇门，他“抬脚穿过木门，头也不回地走出森林”……慧芳抑郁而终是因为找不到门，林爷鼓起勇气走出了这扇门，也就走出了生活的梦魇，获得彻底的解脱。丁东亚的《离岸》记录了一个遭遇车祸的女人在昏迷中听到不同音乐而产生的意识流，是一篇颇有意味的心理小说。主人公的意识流涉及对遭遇车祸死亡的丈夫和儿子的怀念、与小姑子关于遗产问题的纷争，还有与途中邂逅的男人M的暧昧，这些情节都是对于现实生活的改写，揭示了人物内心复杂而隐秘的情感。小说中的花朵、月亮等意象具有象征意味，感伤而潮湿的语调为小说平添诗意色彩。忽兰的《图瓦人骑马而过》依然呈现了她的絮语似的诗化风格，纷繁的意象相互缠绕，讲述一段执迷的浪漫之爱，“图瓦人骑马而过”带来的正是某种对于日常生活的超越性。彭思萌的《万物之始》让人耳目一新，小说讲述年轻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中产生的困惑，试图以科幻为载体来诠释现实世界。故事中融入大量科学概念，叙事视角多变、时空跳跃，显示了一位年轻作家对文体创新的追求。
在急剧变革的时代，日常生活常常会遭遇异化而人们却习焉不察，本年度有些作品敏锐地揭示出这种状态，让人们洞悉生活除了温情脉脉，亦有荒诞与不堪。谭岩的《脸》讲述了一个充满悖论的故事：张家淑为帮儿子在城里买房卖掉了乡村的房子和田地，感觉“被拔掉了根”，整天郁郁寡欢，一幅哭丧相。儿子、媳妇提醒她要快乐，她就每天练习微笑，可是一到夜里还是一幅苦脸。一次车祸中她被毁容，那道伤疤使她看上去像永远在“笑”……这样的“笑”因为剥离了情感而变得怪异，背后是失去血脉之“根”的无言悲凉。林东林的小说《教育家》讲述了一段令人唏嘘的隐秘情感故事：一辈子严肃的父亲晚年时老爱看世界地图，怀表上的时间与加拿大时间同步，原来，他年轻时在乡村短暂出轨过的那位同桌女教师移民到了加拿大……父亲对母亲恩爱有加，斥责“我”搞婚外情，却终身不能忘怀他生命中“意外”出现的那段“高光时刻”，小说不动声色地重锤出击，砸开了平淡生活的外壳，裸呈出斑驳复杂的人性风景。小说的标题既说明了父亲的身份，亦不乏反讽意味。喻之之的小说《乞力马扎罗的诱惑》讲述一个的士司机捡到20万美金而引发的荒唐闹剧，揭示了金钱对人的异化。“部长”之所以能操纵别人的命运，是因为他懂得人性的贪婪弱点。阿盲和女友小影的悲剧说明，人一旦为欲望控制将会难以自拔，最终迷失自我。作品中的《乞力马扎罗之巅》游戏是一个关于欲望的隐喻，也是关于当代“幸福生活”的某种幻觉。
日常生活看似平淡无奇，甚至显得平庸，但是一经作家的审美观照和语言魔法赋能，就仿佛打开了秘密花园，绽放出无尽的美，还有无穷的诗与思。徐鲁的散文《万物有灵且美》，以优美的语言介绍伯劳、戴胜两种鸟的性情以及雀墩的故事，兼具知识、趣味与哲理，显示出作家深厚的学养。舒飞廉的散文《王家竹园记》《梦里的池塘》写出一个“倦勤的中年人，哀乐交集”“往前走，往上走，往外走”，回到“珍贵的人间”的种种发现，深得明清小品文的神韵，有诗意，有情趣，有识见。李兴艳的散文《风过十号线》运笔自由舒展，以歌曲、站名为线索，勾连起“我”与文化名家李博生、吴新智的交往点滴，行“无用”之事，“因为纯粹而自在，因为自在而自由”，最终抵达审美的生命境界。宋离人的小说《暂离》讲述一对情人若即若离、欲说还休的情感纠葛，主人公李雷最终悟到：红尘中难免藏有太多秘密，事事分明并不等于幸福；有时需要“暂离”，既是与自我和解，也会发现新的惊艳。张执浩的《我知道你要写什么》《今年的最后一首诗或我们之间的能见度》等诗作读来让人震撼，既延续着他“目击成诗，脱口而出”的风格，又因视域的拓展和对日常的批判性审视，凸显了诗歌应有的思想力量。哨兵的《自然课》再一次显示了他穿透日常生活，以现代汉语“重建自然”的雄心。在这首长诗中，他坚持观看和倾听，捕捉洪湖日常瞬间的美，最后由自然回归内心。更为难得的是，他直面自己的精神难题——“写一行，死一回。再写/才会重生。诗/总是这样折磨我，站在/自然那一边”，始终以自己的话语方式进行着弥合现代性与自然裂隙的努力。魏天无的《跑步者》将与“跑步”相关的琐碎生活审美化，以个体之思照见人类经验，充满哲理意味。毛子的《反应堆》《探访之诗》等诗作继续着他的探索，以宏阔的视野观照日常生活、历史、文化与自然，对存在进行追问。阿毛的《之必须》表达的是对庸常生活的反抗，要打破“之必须”，“而我仍希望登高望远/淋一场适时到来的狂风暴雨”。杨章池的《我捧回这颗心像迎回流浪多年的孩子》包含对自我的重新审视与接纳，正因为“千疮百孔，他仍然爱着我”，所以也会因“清扫自己”而获得新生。袁磊的《秋夜进湖》组诗聚焦“梁湖”，将对世界的理解构建在动植物的命运中，在“出世”的胸襟中探寻入世的路径，并且始终保持着自省。
三
传统重审与创造转化
传统文化资源内涵丰富，既包含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还包含审美范式、艺术形式等等。文学创作要想获得新突破，必须厚植传统文化，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湖北作家在敏锐感应时代新变的同时，善于汲取传统文化的有益资源，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提取创作素材，守正出新，不断开拓出新的文学境界。
无论时代怎样发展变化，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始终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成为建构时代价值的核心内容。晓苏的《春回大地》讲述农民陈谷子出外打工多年后返乡还债的故事，表达了坚守诚信的主题。小说借“还债”回顾往事，写出了传统道德在乡村的普遍存在。日白佬赵天开空手套白狼帮陈谷子筹钱、芝麻嫂放弃自己的梦想将钱借给“比自己更可怜的”人，彰显了急人所难、乐于助人的淳朴美德。陈谷子对叔叔的最终谅解，也是在春天里对人性的冷酷与自私的告别。这部小说视角独特，立意深刻，写出了乡村新气象新风尚，并且揭示了传统文化之根在当下的复活。曹军庆的《顾嫂》讲述的是一个挑战传统伦理的故事：母亲去世了，儿子竟然哭不出来，只好去“买哭”……这不仅是悲伤能力的丧失，也是爱的能力的丧失，更是传统伦理的崩溃。顾嫂在葬礼上哭得情真意切，并不是因为她对生活“绝望”，而是因为她觉得“我就是在卖哭，我要对得起我的价格”。这篇小说具有多重意蕴，既对基本人伦情感的缺失表达了忧虑，又对知识分子的“理性病”进行了反讽，还在赞扬普通劳动者的坚韧与诚实的同时，警醒精英阶层要“重新认识”底层。徐晓华的长篇散文《粗陶》讲述的是山乡奇人故事，围绕罗窑匠制陶、烧陶、买陶和娶亲，既表现了诚实守信的淳朴民风，也详实记载了一项民间工艺绝活，不仅有文学价值，而且有文化价值。文章以“我”和朋友聊天的方式来回忆往事，结构自由灵活，不断勾起人的阅读兴趣，也引发出许多人生哲理思考。李伟的长篇儿童小说《古琴绝响》围绕施宇尘学琴、制琴、护琴的线索，从儿童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古琴世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爱恨情仇，表现了小人物对于民族气节的坚守和对于民族文化的守护。爷爷的行为深深影响了施宇尘，不仅在他的心中种下了传承民族文化的种子，而且昭示了一种人生境界——如何对待愁苦和命运。还有的作品是从反思的角度来重审传统文化。如万雁的《锦缎布缎不断》，由一件锦缎棉袄谐音“断”引出的悲喜剧，批判了生活中仍然存在的封建迷信观念。荒湖的《中元节》讲述了一则发生在城市里的故事：邓林恪守传统习俗要按时给祖人烧包袱，而市里为创建文明城市作出集中焚烧香纸的决定，值守的年轻人更不理解习俗，最终导致一场闹剧，揭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冲突。
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属于过去生活的一部分，正在被不断转化、编码到今天的中国故事中，重新激活并焕发出别样魅力。蒋彩虹的长篇小说《花鼓》聚焦江汉平原上的聚缘泰林家茶馆和清荷垸乔戴两族的兴衰，通过对林静芝与四个男人的命运纠葛及其儿女们的人生际遇的描写，绘制了一幅生动的荆楚乡村画卷。小说构思巧妙，以花鼓戏贯穿全书，将百年重大历史事件镶嵌在人物生命历程的描写中，投射到人物喜怒哀乐的情感里，在家国同构的叙事模式下成功塑造了一位坚韧、慈爱、善良的苦难而伟大的女性形象。小说对荆州花鼓戏的全面展示以及对江汉平原风俗民情绘声绘色的描写，凸显了作品的艺术学、文化学和民俗学价值。李鲁平《武汉传》汲取地方志、历史研究成果，以非虚构的方式讲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作家以简练的笔墨描绘了武汉江河交汇、湖光山色的地理变迁及空间格局，勾勒出武汉由古码头到近代重工业重镇再到当代高科技中心的发展简史，并以对正在崛起的大都市的多维透视，展现了这座城市中的人的精神气质以及这座城的文化性格。陈本豪的长篇传记文学《京剧谭门》讲述谭门七代传承京剧艺术的动人故事，通过“京剧谭门”的发展历程浓缩了中国京剧发展史，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任蒙的散文《在石家河》由石家河遗址的陶片展开想象和议论，上溯原始社会远古文明，近观信息时代前沿科技，“感怀生命的悲壮，感叹人世的匆忙，感悟我们降生人间的来由和意义”，大开大阖，气势磅礴，堪称一篇厚重的历史大散文。谢伦的散文《沿河老街》则是另一种风格，从容舒缓的文字间弥漫着淡淡的感伤。他感怀老街上的一切“长成了生活的化石，时间的标本”，但它所蕴含的民族文化、文明的脉络依然清晰，而且正在凸显成一种文化基因的“链接”，串联起历史、现在与未来。鄢莉的《光耀之童》是一部幻想小说，以光耀之国公主坎坷的出身与成长为线索，刻画了一颗在世俗权力的尔虞我诈中不断成熟，又保持着天真烂漫的童心，表达了对于自由人性和自然人情的向往与张扬。其于山川草木、鸟兽虫鱼、风土人情的想象与描绘，明显受到《山海经》的影响。西门廋肉的网络文学《梦回梨园》讲述大学生李元进入梦境后，发现曾经熟悉的戏曲故事因为自己的加入而变成一桩桩悬案。为了不让喜爱戏曲的奶奶失望，他一方面帮助戏曲里的人物破案，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原本的故事走向……该作采用悬疑小说的外壳，融入传统戏曲故事，表达了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谈骁的诗歌《成为杜甫》是一位当代年轻诗人与前贤跨时空的心灵对话，无论身处浣花溪畔，还是驻足巡司河上，他们始终都在“将内心的群星一一辨认”，隐喻了文化正脉生生不息的流传。
四
新特点与新思考
一是湖北文学的经典化取得新成果。2022年正逢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发表三十周年，在“重温〈凤凰琴〉研讨会”上，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立足新的时代语境，对该作的思想、美学、文化及社会价值进行全面阐释，深化了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研究。本年度，池莉的代表作《烦恼人生》、熊召政的代表作《张居正》、董宏猷的代表作《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均被再版，依然是文学研究的热点并受到读者广泛欢迎。李修文的散文精选集《在人间赶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收录了他的一些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名篇，这些作品汇聚一册，更加全面、清晰地呈现了他独特的价值观念与美学追求。田天在本年度出版了报告文学选《长江惊叹号》，收录了他的多篇获奖作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湖北报告文学创作的实绩。
二是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异军突起。经过多年的发展，湖北已经形成一支实力雄厚、代际有序的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在本年度，徐鲁的诗集《少年人的太阳》、舒辉波的小说《城市之光》、黄春华的小说《送玫瑰的小女孩》、伍剑的小说《窑变》、邹超颖的小说《橘豆的茧》等出版后均产生一定反响。其中，舒辉波的唯美小说、萧袤的幻想小说、彭绪洛的探险小说越来越受到评论界关注，他们作为新一代湖北儿童文学作家的代表进入到全国儿童文学方阵的前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梅杰的《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堪称本年度儿童文学研究值得重视的成果，响亮地发出了湖北的儿童文学研究之声。
三是创作题材重心出现新变化。湖北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曾是乡土文学创作的重镇。从新时期之初的映泉、叶明山，到刘醒龙、陈应松、晓苏、韩永明，均创作了大量反映乡村生活的优秀作品，既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又形成各具特色的美学风格，占据着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地。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城镇化进程加速，农村人口越来越少，乡村变得越来越遥远，作家们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关注变得越来越少，尤其是湖北的70后、80后、90后作家大多在城市出生、成长，毫无乡土记忆和经验，因此更愿意将目光聚焦于城镇和都市，在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中选材和开掘。本年度湖北年轻作家书写乡村的作品大多带有强烈的外在想象性特征，无法建立属于自己这代人的独特视角和经验，而他们对于都市日常生活的书写则更加得心应手，不仅接通了时代经验，而且有的已经初具个人化风格。
四是文学研究与批评的时代性更加鲜明。聚焦当前文学创作中的焦点、热点与难点，《长江文艺》推出的“新现场”专栏、《长江文艺评论》推出系列专题策划、《长江丛刊》（评论版）推出的作品评论小辑，均能立足文本、理性分析，较好发挥了文学批评的引领作用；《芳草》推出於可训主持的“新世纪批评家档案”，梳理当下一线中青年批评家的学术档案，在评论界产生一定反响。围绕新时代文学建设这个重要课题，湖北评论家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李遇春的《新时代文学的理论特质与创作管窥》探讨了新时代文学的内涵与特质、《如何创造新时代的人民史诗》阐释了新时代文学“人民性”的新内涵；蔡家园的《走向宽广与深邃——关于主题创作的思考》认为主题创作是主旋律创作在新时代的新发展；刘波的《介入写作、现实主义精神和难度意识——兼论新时代诗歌的审美话语尺度》概括了新时代诗歌的美学新特征；陈国和、陈诗晴的《论新时代脱贫攻坚小说的艺术价值》对脱贫攻坚题材中短篇小说的艺术新质进行了总结；汪树东的《当前生态文学热潮及其启示》认为中国生态文学体现了中国精神与中国经验；周新民的《风景：根植于“山乡巨变”与民族文化》探讨了新时代“山乡巨变”书写与风景之间的关系。湖北的评论家立足时代文艺实践，进行理论总结与升华，提出了不少新观点、新论断，如周新民的专著《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从文学史的视野出发来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刘保昌的专著《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双向考察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创作与两湖现代文学中的地域文化书写；胡亚敏的论文《数字时代的叙事学重构》系统论述数字时代叙事学理论新变；刘川鄂的论文《新时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与实践进行总结；黎杨全的论文《从网络性到交往性——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源》对网络文学的起源提出了全新看法。另外，樊星、叶立文、魏天无、杨彬、李莉、喻向午、叶李、李雪梅、吴佳燕、汤天勇、朴婕、周聪等湖北评论家还撰写了大量评论文章，及时推介湖北作家的新作，扩大了湖北文学的影响，深化了当代文学研究。
纵观本年度的湖北文学创作，固然取得了一些可喜成果，但依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譬如，怎样在日常书写中深刻地揭示历史与现实的逻辑，怎样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时代新人形象，都是需要持续努力去破解的难题。
要想揭示出新时代变化的本质力量，创作出有历史深度的作品，必须对历史有清晰的了解和叙述。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阶段，今天的一切都与历史紧密相连。作家需要在大的历史框架中审视碎片化的生活，在历史与现实的整体联系中来考察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唯有如此，方能把握住社会生活和人类心灵的多维性与复杂性。还必须深化对现实主义精神的理解，善于以一种总体性的视野观照生活，将我们感知到的生活情境、人物形象合目的性地加以提炼、整合，才可能实现艺术的典型化，进而创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人形象。